皮洛遺址為研究遠古人群遷徙等提供關鍵信息

——對話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研究員高星

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研究員高星

皮洛遺址發現的有灼燒痕跡的礫石。

皮洛遺址發現了保存完整的7個文化層。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稻城縣皮洛遺址第一期考古發掘即將結束。此前專家稱，皮洛遺址為青藏高原的史前人類活動歷史研究提供了新的重要材料。

皮洛遺址為何十分重要？10月29日，華西都市報、封面新聞記者專訪了著名考古學家、古人類學家、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研究員高星，在他看來，該遺址的發現“超出以往想象”，可以用“石破天驚”來形容。

高星說，這是近年來最重要、具有世界重大學術意義的考古新發現。其中發現的阿舍利文化遺存，徹底解決了中國、東亞有沒有真正阿舍利技術體系的爭議，填補了其在亞洲東部的傳播路線空白環節，有利于認識遠古人群遷徒和文化傳播交流。同時，他提出，人們不需回避阿舍利技術自西向東傳播的問題，在遙遠的舊石器時代，人群處于遷徙流動狀態，根本不存在所謂的東方、西方的界線，地球是人類共同的家園，人類遷徙、文化傳播必然存在多向性、復雜性。

驚喜

兩次前往皮洛遺址 新發現是“以往無法想象的”

2020年9月，高星接到一個來自四川的電話。“我們在海拔3700米的地方有了舊石器時代的重要發現。”聽完電話里的初步介紹，在興奮和驚喜的同時，他的內心也有一些存疑。“根據以往的經驗，在青藏高原上，大部分石制品都采集于地表，缺少地層就難以判斷年代。我當時以為，這次也是類似情況。”于是，他決定立即去現場看一看。

作為專家組主要成員，一下飛機，高星便直奔現場。“太振奮了，非常高興。”他說，皮洛遺址大片的原生地層和出土的石器標本，讓人感到意外。在青藏高原，大部分地區都是剝蝕地貌，而原生地層的出現，為舊石器時代考古遺存的年代判斷和研究遺址特點、古環境背景提供了機會，非常難得。

今年4月，皮洛遺址開始正式發掘，高星再一次前往遺址進行實地考察。“這次做好了心理建設，滿懷期待。”高星說，在青藏高原，能夠發現原生地層埋藏的舊石器時代標本，本身就很不容易，而此次皮洛遺址的發掘，發現了從下向上、從老到新至少7個文化層，形成了一個文化序列，猶如在中國西南地區豎起了一根支撐中國、東亞舊石器時代文化“大廈”的支柱。其中出土的手斧、薄刃斧、手鎬組合，阿舍利技術特征十分鮮明，是目前全世界范圍內所發現的海拔最高的遺存。

“它們的規范性、技術成熟度、典型性，在整個東亞地區看來都是最精美的。”高星說，這批手斧的發現徹底解決了中國、東亞有沒有真正阿舍利技術體系的爭議。他說，同去考察的研究員用“石破天驚”來形容皮洛遺址的新發現，這并不過分，因為這些遺存不僅對考古學家建立中國西南地區舊石器時代文化序列具有重要意義，還將為研究遠古時期人群遷徙、融合及文化傳播、交流路線，以及人類適應高海拔極端環境等系列重大問題提供關鍵信息。

意義

填補阿舍利文化 傳播路線空白地帶

此外，皮洛遺址的空間位置同樣非常重要。根據此前的研究，亞洲東部舊石器時代手斧的主要發現地，星星點點分布在印巴次大陸和中國廣西百色、廣東郁南、湖南洞庭、湖北鄖縣與丹江口、陜西漢中與洛南、山西丁村等地。但這些遺址發現的石器并不典型，學者們將其稱為“似阿舍利遺存”。

那么，西方阿舍利技術遺存與東方的類似發現是否屬于同一個技術體系？東西方阿舍利技術人群存在真正的交流嗎？皮洛遺址的發現基本解決了這個問題。“皮洛遺址的阿舍利遺存，其技術特點、形態與組合，都與西方阿舍利晚期文化非常相近，可以說是典型的阿舍利技術的成熟階段。”高星說，這意味著，皮洛遺址等含手斧的遺址填補了該技術體系的一個關鍵空白區和缺環，連接起印巴次大陸、中國南北方直至朝鮮半島的阿舍利文化傳播帶，對于認識遠古人群遷徒和文化傳播交流具有特殊的價值與意義。

高星提出了一個阿舍利技術與相關人群在中國、東亞的遷徙傳播路線假說：“阿舍利技術的源頭應該是非洲，經過西亞-歐洲再到印巴次大陸，可能從喜馬拉雅山南麓進入中國，再通過川西高原及其東側的區域傳播開。”他說，這些地點和材料構成了特定時期、特定人群長距離遷徙及文化傳播的路線，而皮洛遺址處于一個關鍵的連接點上。

當然，假設的傳播、交流路線尚有很多缺環，有待未來的證實。高星期待將來有更多發現，對當時人群的遷徙、文化的傳播交流以及現代族群的形成，有更加全面的認識。

正視

人群遷徙等存在多向性和復雜性

皮洛遺址的出現，讓阿舍利體系自西向東傳播的趨勢、早期人類可能存在的傳播路線更加清晰。“這個觀點可能會遭到一些質疑，為什么總說是從西方傳來的？”高星解釋，從學術角度而言，人們根本不必回避這個問題。因為，在遙遠的舊石器時代，根本不存在現代人所理解的民族、國家以及定性的文化概念。那時的世界都是大同的、一體的。他說，人類的祖先從大約六七百萬年前起源于非洲，此后開始向各個方向遷徙。既然存在自西向東的文化傳播，同樣不可否認的是，在華夏大地繁衍的古老人群，也會在不同時期向西或其他多個方向遷徙。

在高星看來，不同地區的人群遷徙、融合和文化傳播、交流，一定是多向的、交互的，這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筑過程，是其遠古根基。他說，人類“定居”的概念出現在農業起源后，在這之前的舊石器時代，人類的祖先幾乎都在不斷遷徙、移動，尋找適合生存的資源和空間。

從這個角度看，人們不必將遠古東方人群、西方人群及其文化區隔開來。“當時根本不存在所謂的東方、西方，地球就是人類共同的家園。”高星說，“我們切不可用很晚才發生的定居生活模式和現代國家疆域、民族概念，去推測、解釋過去人類的行為和文化及不同人群之間的關系。”

“對于一種文化、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而言，敢于承認多方面的來源，敢于正視它的多樣性、復雜性，這才是文化自信的表現。”高星強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