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阿來聊天的時候，他提及這一周要去稻城，月底還要走一趟內蒙古……行走，是他一直保持的姿態。他的文字，也因此走向更廣袤的大地和更深遠的世界。

“愛一個國，不了解其地理。愛一個族，不了解其歷史。愛一塊土地，卻不了解大地集中所有精華奉獻出的生命之花。”阿來不允許自己成為這樣的人，也希望更多的人走出這樣的怪圈。所以，他深入歷史、文化、族群、山河、動物、植物，每一種生命，呈現那些遙遠而新鮮的風景，讓讀者通過文字的介質感受曠野之息，山水人文。

記者：為什么會寫下《去有風的曠野》里的那些文章？

阿來：有這樣的愛好很多年了，我常常在進一步思考我們人類與萬物的關系。我到高山和高原，去探望那些植物、遺跡，希望跟它們建立起互相感言的關系。我們要認識所處的自然，而我們做文學的人，有責任進行這樣的書寫。古人說，格物致知。但今天，中國人寫小說，甚至寫散文、詩歌，都進入了無名時代，寫不出自然環境的花草樹木、石頭、山峰的名字，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

記者：書里讓您印象深刻的經歷是什么？

阿來：每一個都印象深刻。但我想特別說一下這件事。我去大巴山，很多人就知道紅葉，紅葉只有10多天的光景。難道別的季節米倉山就不美嗎？綠葉初生時不美嗎？初夏百花盛放不美嗎？紅葉落盡、大雪紛飛不美嗎？更何況，米倉山還是蜀道穿行的地方，人文遺址隨處可見，不美嗎？所以我寫了米倉山那一篇，撥開重重迷霧，讓更多人看到米倉山的本質。

記者：面對同樣的大自然，您覺得您的書寫有何不同？

阿來：要寫這片大地，就要一一認識這片大地上的生命體，叫出它們的名字，提供掌握新知識的方法。從哲學上說，就是提供認識世界的路徑。我們不光要前往地理上的遠方，還要抵達思想和審美上的遠方。在進行著這樣的書寫時，我學會在大自然中去尋找、去理解大自然的美好，接近它們，傾聽它們，擁抱它們，感受它們，最后確確實實發現自己正在脫胎換骨。

記者：您被贊為作家里的植物學家、博物學家。您是如何做到的？

阿來：閱讀啊，行走啊。我沒有專門去研習什么博物學，在路上，視覺、嗅覺、聽覺、味覺，都用來學習。我一直比較關注文學作品外的自然環境、植物學、動物學的書，外國的自然文學，也看地方志、典籍、古詩詞。約瑟夫·洛克的書、馬爾克·奧萊爾·斯坦因的書、斯文·赫定的書，還有莫里斯·梅特林克、米哈伊爾·米哈伊洛維奇·普里什文、契訶夫、屠格涅夫等的書里，都充滿了自然。知識會積累，慢慢地自動生成知識系統。

記者：您去過那么多地方，可能對很多普通人而言遙不可及，他們又該如何去認識自然呢？

阿來：親近自然，不是一定要去高山、曠野，能從身邊做起就很好了。從認識我們身邊的花花草草開始，當我們認識身邊生物的數量從50種到500種，就會發現，世界不一樣。

記者：在您看來，什么才是高質量的旅游？

阿來：我覺得，大家在旅游中，可以把網上經常給大家提供的旅游攻略忘掉一些，不要去找那些所謂的打卡點，擺個姿勢、拍張照片，結束。要嘗試著不依賴那些所謂的攻略、路線，而是要依賴內心的指引。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要有這樣的探索勇氣，才能看到一些新的風景，新的人文，也會發現一個“可以不太走尋常路”的自己。

記者：您常常在曠野嗎？

阿來：很多時候，我都不在家里，甚至寫作都是在路上，行走中的那種感觸是不同的。獲得啟發和有寫作沖動，都是在路上。可以說，我的生活、寫作都是深入自然的。一個人，作為一個生命體，應該使自己跟這個世界有更廣闊更豐富的聯系。

記者：通過書寫，您希望讀者們獲得什么？您會一直寫下去嗎？

阿來：我希望自己能通過文學作品呼吁每個人有所行動，我愿持續地為自然書寫與表達。我有時候在想，這些年我還能爬得動山，但總有一天走不動吧？那我如何彌補這樣的遺憾？寫植物。我儲備了很多資料，那就是我的底氣。我有成千上萬張照片，都是我在不同的地方拍下的，那多是海拔五六千米以上的。我走不動了，就寫，寫這些植物，也能感覺自己還在山上，還在大自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