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研究員王勉之，是一位60年代就進藏、一輩子工作生活與西藏息息相關的“老西藏”。從1962年參軍到西藏軍區文工團，他就與這片土地結下了一世情緣。日前，在接受中國西藏網記者采訪過程中，王勉之深情回憶了自己進藏、在藏的故事，講述了那些糅合了青蔥年少的情懷、正當其時的豪情和如今老當益壯的感慨的點滴往事。

“毛澤東主席在1949年年底在去蘇聯的火車上給中央的電報就說‘進軍西藏宜早不宜遲’。1951年，張國華將軍、譚冠三將軍率十八軍義無反顧地接受這個歷史性的重大任務，去解放我國大西南120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

圖為西藏文工團老照片：1951年十八軍到達拉薩，文工團亦同時到達。

“而我入藏，并不是任務”，王勉之笑著說。

“1960年到1962年正好是三年自然災害，蔣介石叫囂反攻大陸，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最艱難的一段時間。

當時有個電影，講的就是福建的幾個十四五歲的少先隊員協助解放軍和地方政府來反擊蔣介石反攻計劃的故事。當時我看了這個片子以后，非常激動和振奮，就想著我們是同齡人，人家都在前線都打仗了，可我只能在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演戲。于是，我就產生了一個愿望——我也想去前線，不愿意安穩地待在北京。”

“那個時代流行著列寧的一句話‘忘記歷史就意味著背叛’，我是從中國兒童劇院上演的一部《以革命的名義》的話劇中學到這句話的，當時印象非常深。我想，中國這么長時間的屈辱的歷史，不能在我們這一代再讓它重現。就這樣，第二個愿望也默默在心底出現——我想去當兵，隨時準備為國家奉獻一切。”

王勉之解釋道：“因為我非常熱衷于演藝事業，第三個愿望呢不言而喻。這是我的愛好，也是我的事業，是我從小就有的愿望。”

“1962年的一天，我同時收到三家單位的錄取通知書：一個是北京空政，一個是韶關文工團，第三個就是西藏軍區文工團。我們學員班只有我一個人同時考上了這三家單位。”

圖為西藏文工團老照片：西藏軍區文工團的第一套演出禮服

“我想來想去，認為只有到西藏軍區文工團，才能同時實現這三個愿望。所以我沒有任何猶豫，當時就表示想到西藏軍區去。這個決定在家里引起很大震動，因為1959年西藏剛剛平叛完，民族宮里平息西藏叛亂的展覽還在展示著西藏復雜環境。我的父母死活不同意、百般勸阻，卻沒能說服我。當時，他們幾乎動員了一個樓道的人來做我的工作，可我當時就是鐵了心了，哪我也不去！ 北京空政我不去，韶關文工團我不去，我就去西藏！最后父母看實在是拗不過我了，只得同意了。這就是我參軍的過程，也是我終身難忘的一件事。”

“1962年的9月份，連我在內4個十五六歲的半大孩子坐著一輛救護車踏上了進藏的路途。別奇怪為啥坐救護車，這是對我們特殊的照顧，因為救護車里面可以睡覺。一路上我們都特別興奮，在我印象中間就是唱歌，一路高歌，誰也沒有想到路上應該保持安靜，因為地勢越來越高、越來越缺氧。果然，到了青藏公路沱沱河附近慘遭高反——中午吃飯時，我打開救護車門就往下跳，結果剛挨到地面，‘噗通’就摔倒了起不來了，被抬到兵站衛生所吸氧氣才慢慢緩過來。”

圖為西藏文工團老照片：進軍途中的帳篷城

“行車15天終于到拉薩了，我們遠遠看見了布達拉宮的金頂，感覺真是謝天謝地，總算走到頭了。我清楚記得當天晚上到食堂去吃飯——你想想三年自然災害，在內地說實話是什么都吃不上的，但是為了保證部隊的戰斗力，西藏的供應始終沒有下降——當天晚上的鋁飯盒里是滿滿一盒的清燉羊肉，當時就覺得簡直就是一種奢侈的享受。”

“安頓下來后，我感覺完全不像之前所想象的西藏，不是我在北京民族宮看到的那個平息西藏叛亂的西藏。當時西藏民主改革已經進行了，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所以到了西藏去以后，我一點也不后悔，我覺得我是掉到富窩里了。”

遙想當年，王勉之老師止不住滿臉的笑意，“就從那時候開始我就一直在為西藏工作，即使離開西藏后，每年還是要回西藏去，所以在我心里，西藏就是我的家。在北京我可能有很多地方都找不到，但是到了西藏我什么地方都可以找到，整個西藏我完完整整的走過兩次。”

圖為西藏文工團老照片：1962年下日喀則邊防演出途中在拉孜藤索橋上

這就是那個時代一個年輕人“到最前線去”的故事。是什么力量督促著他舍易向難，堅持到最艱苦的地方去？也許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的話可以解釋：“我們黨已經走過了95年的歷程，但我們要永遠保持建黨時中國共產黨人的奮斗精神，永遠保持對人民的赤子之心。”

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王勉之和他的戰友們用行動詮釋了“不忘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