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研中心歷史所所長張云：藏文化是全人類共同的瑰寶

千百年來，西藏這片土地創造出了豐富燦爛的民族文化，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唐朝時期，文成公主、金城公主與吐蕃贊普和親，從此吐蕃與中原之間加深了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的交流，促使兩地文化相互融合、相互影響。這一成果延綿至今，影響了藏族人民一千多年的生產生活，也為后世藏學研究十分重要的內容。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歷史研究所所長、研究員張云在接受中國網專訪時說，“唐蕃聯姻、文成公主進藏不僅是唐代中國民族史上的重要一頁，同時也把漢藏兩個民族的交流推到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歷史研究所所長、研究員張云接受中國網專訪
藏傳文化與中原文化的相互影響是歷史和自然發展的產物。文成公主進藏，也把唐朝最繁盛的中原文明與青藏高原地區文明實現了無縫對接。她給西藏帶去了大量的文化典籍，將唐蕃之間的關系徹底打通，在唐蕃互存的200多年間，大批來往的使團、商團等絡繹不絕。文成公主給西藏文明帶來了持續影響，貴族改換唐朝服裝，學習唐朝的華美衣食與優雅禮節，民眾學習紡織、播種、造紙、造酒等技術，來自內地的這些工藝從此在西藏扎根，極大改善了高原人民的生活。張云說：“唐朝的九部樂曲都傳到了西藏，一直到唐朝晚期，唐王《破陣樂》還在吐蕃的宮廷里演奏，如今藏餐飲宴習慣上有藝人表演，要說歷史的話恐怕可以追溯到那個時期。”

除了藏漢文化交流，文成公主進藏還誘發了西藏貴族主動學習內地文化的熱潮，許多西藏的貴族子弟到長安（今西安）的國子監學習《四書五經》、儒家經典，不僅如此，松贊干布還請唐朝派人入蕃擔負起草和掌管吐蕃與唐朝之間來往的公文、信件、信函的職責。

文成公主后，唐朝又有一位金城公主嫁到吐蕃，也帶去了大量經典，包括中原的樂器與工匠。重要的是，她教會了吐蕃人如何禮佛，以及將完整的中原七七祭祀禮帶到了西藏。兩位公主，一條古道，綿延3000公里，人們傳頌1300年。

公元781年，應吐蕃贊布的邀請，唐朝每年都會派兩位僧人去今天的拉薩地區講經。當時唐蕃交往的核心地區就是如今的敦煌——同時也是從前的多民族聚集地區。唐朝中晚期，這里受吐蕃統治，其部落管理制度也被移植過來，吐蕃佛教在這里得以廣泛傳播傳播，因此我們今天看到敦煌保留的《敦煌吐蕃歷史文書》資料、大量佛教典籍、文書籍賬等，都是藏文的。

事實上，由于吸納了中原的文化，清朝時期在西藏建起了關帝廟，將西藏人民崇拜的格薩爾與內地人民敬奉的關公融合在了一起。如今在西藏的布達拉宮、羅布林卡、大昭寺、薩迦寺、夏魯寺等古老的寺廟中仍能看到由中原文化印記，包括建筑、碑文以及早期從內地運送至西藏的諸多歷史文物。因此，張云提出，藏傳文化與中原文化的相互影響是歷史與自然發展的產物。

璀璨的西藏文明是西藏人民文化自信的來源

十一世紀以后，西藏出現了唐卡這種藝術形式，并逐漸形成了噶瑪嘎孜、勉唐、欽則等不同流派，不同地區也形成了不同的畫風，但內容相對來說比較集中。早期佛教的再興盛令唐卡藝術出現了大量的佛教內容，除此之外，唐卡藝術中還展現了西藏漫長的歷史、生產、生活和風俗習慣，因此，有人認為它是藏族文化的百科全書。歷史上唐卡的傳承范圍非常有限，都是師徒手把手相傳。西藏民主改革后，傳統文化也得到了更好地保護和繼承，學校教育也成為唐卡藝術傳承的重要途徑。如今涌現出的一批批著名畫師，對唐卡藝術的傳承和發揚也起到了重大推動作用。

張云認為，如今大家喜歡一種藝術，可能是喜歡它的藝術形式，也可能是喜歡它的內容，同時喜歡它不斷被賦予的新的生命。在市場經濟和大力弘揚傳統文化的環境下，唐卡藝術的表現形式及創作內容都被賦予了新的內涵，這也正是西藏人民文化自信的來源之一。

除此之外，建筑藝術的崛起和傳承也令西藏人民驕傲。古代西藏建筑代表作布達拉宮就是宮堡式建筑的一個典型的例子，建在高山上，具有軍事防御功能，冬暖夏涼，不怕風吹日曬，堅固結實，經得起時間的考驗。張云還提到了元朝修建的寺廟薩迦寺的經墻及藏戲、藏醫、天文歷算等非物質文化遺產。種種西藏的璀璨文化令張云感慨頗深，尤其是藏文字的創造為西藏文化的傳承提供了重要載體，并留下豐富文獻。

藏文出現之前青藏高原地區人民之間的溝通方式在學術界爭論頗多，張云認為，那時候主要是通過語言來進行人際傳播，而藏文的出現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他說，“這些年來我們能夠看到的很多典籍，實際上都得益于藏文典籍的有效保護。比如藏傳佛教獨具特色的密宗經典傳承、倉央嘉措情詩、薩迦班智達的格言等，我個人覺得，藏文字是一種依托。”

藏文化是全人類共同的瑰寶

藏學研究是專門研究藏族社會歷史和文化形態的綜合性學科，源遠流長，博大精深。藏學的故鄉在中國。西藏和平解放以后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藏學研究取得了巨大進展，以西藏為主，包括四川、青海、甘肅、云南等四省藏區的文化遺產和獨特的社會形態是藏學研究的豐富寶藏。僅西藏現存的藏文歷史檔案就有300多萬件，加之其他藏區的文獻典籍，卷帙浩繁，蔚為大觀。現在，藏學研究已經涵蓋了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大部分學科，構成了宏大的學科體系，而且走出國門，成為英國、德國、法國、日本、俄羅斯、奧地利、意大利、澳大利亞等許多國家的熱門學科，已經成為一門世界公認的國際性新興學科。

國外藏學從產生至今，出現過三次高潮。19世紀30年代，匈牙利人喬瑪（Alexander Csoma de Koros, 1784-1842）出版《藏英詞典》和《藏文文法》等，使用了語言學等一些現代的科學方法進行藏學研究，開國際藏學的先河，被譽為西方藏學的鼻祖，成為西方藏學誕生的標志；1904年，英國殖民主義侵入拉薩，用槍炮打開了西藏的大門，為西方探險家、旅行家和學者進入西藏掃除了障礙；1906－1908年，英國的斯坦因（A.Stein）和法國的伯希和（P.Pelliot）從敦煌千佛洞盜走了大批珍貴的古藏文手稿和寫本，為西方學者的藏學研究提供了極大的方便，從而掀起了國外藏學研究的第一個高潮。1959年西藏叛亂失敗后，達賴集團逃亡印度，在印度建立的流亡政府建立機構、創辦刊物、整理和翻譯出版藏文典籍；同時，各大學和研究部門相繼成立藏學研究機構，掀起了國外藏學的第二個高潮。20世紀60－70年代，隨著中國的對外開放，西藏和其他藏區的大門也向外國學者敞開，各國藏學研究者進入藏區進行實地考察，中國藏學家也到國外講學、座談以及合作研究，極大地推動了國外藏學研究；藏學與國際政治斗爭的關系日益密切，“西藏問題”和“人權問題”與國外藏學糾纏在一起，“西藏問題”國際化的加劇，使國外藏學出現了第三次高潮。

值得注意的是，不論在國內還是國外，藏文化都是全人類共同的瑰寶，同時也是世界文化的組成部分，“我們希望世界各地的人都越來越喜歡藏文化，欣賞藏文化，研究藏文化。”張云對記者說。（文/舒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