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愛國老人喜饒嘉措大師

喜饒嘉措大師與毛澤東交談
喜饒嘉措(1884年至1968年)，藏族，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縣道幃鄉賀卓莊人。自幼學習佛經，先后就學于家鄉的吉雷寺、甘肅的拉卜楞寺和西藏的哲蚌寺。1916年獲得了藏傳佛教的最高學位——格西拉讓巴。1918年至1932年間，應十三世達賴喇嘛之邀，在羅布林卡行宮主持編訂出版了藏文《布敦全集》和《大藏經·甘珠爾》。1937年，應國民政府禮聘，擔任國立五大學——即中央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山大學、武漢大學的西藏文化講座講師。新中國成立后，曾任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西北軍政委員會委員、西北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任、全國政協常委、中國佛教協會會長、中國佛學院院長等職。

人民的代表，和平的使者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根據國內外形勢和西藏的特殊性，制定了和平解放的方針，希望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前來進行和談。但西藏地方政府在英帝國主義唆使下，遲遲不派代表。
1950年8月25日，班禪及其隨行人員在人民解放軍的護送下，返回青海塔爾寺等候返藏。1950年11月，中共西藏工委（后改為西北西藏工委）成立。在此期間，中央人民政府和西南、西北地區的各級地方，積極開展了爭取達賴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工作。
中共中央發出和平解放西藏的號召后，喜饒大師在西寧、西安和北京等地，也多次發表談話和廣播講話，呼吁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到京舉行和談，勸告他們不要武力抵抗。當時噶廈政府里的幾個噶倫，被稱為“少壯派”的實力人物，如索康·旺欽格勒、阿沛·阿旺晉美，還有藏軍總司令凱墨等人，都是喜饒大師的學生。他的講話，在西藏地方政府中產生了重大影響。當時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尚無藏語節目，更沒有藏語播音員，喜饒大師只好在電臺直接發表講話，向西藏各族各界人士傳達中央人民政府關于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針。這些廣播起了很大的作用，解除了西藏人民對新生人民政權的顧慮。
那時，全國還沒有一家出版藏文書刊的機構，中央民委參事室將喜饒大師的講話刊印成冊，向全國藏區廣泛發行。噶廈政府把這些書看作是洪水猛獸，在金沙江渡口嚴加查禁，三令五申說不能讓一本書流傳過去。但是，真理的力量是無法抗拒的，進步的思想是無法被禁錮的。這些書還是通過各種渠道傳到了西藏，不但在知識界和宗教界產生了很大影響，而且在統治集團內部也產生了作用。
喜饒大師的那些講話，向廣大西藏人民傳達了中國共產黨、中央人民政府關于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針和政策，宣傳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規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同時也向廣大藏族人民傳達了新思想、新文化。不少藏族群眾，尤其是知識界人士，通過喜饒大師的講話，第一次聽到“共同綱領”、“民族政策”、“宗教政策”、“民族區域自治”、“人民解放軍”、“和平解放”、“帝國主義”等新詞術語。當時很多做民族工作的同志，尤其是做翻譯工作的同志，把喜饒大師的講話，作為自己學習藏語文的基本教材，隨身攜帶。找不到書的，就互相傳抄。
原西藏地方政府噶倫、西藏地方政府和談代表團首席代表阿沛·阿旺晉美在回憶當時的情形時說：“1949年冬到1950年秋，喜饒嘉措大師曾先后從西寧、西安、北京分3次親自向西藏發表廣播講話，講述當時國內形勢的發展情況，宣傳黨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民族政策，表達他對西藏故土和人民的無限懷念之情，衷心希望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談判，爭取和平解放。當時由于通訊設備及技術等各方面的限制，對大師的每次廣播講話，不是都能聽得清楚和完整，只能聽個大概，但大師的聲音卻能聽得十分真切，從而在大師當年的學生和朋友之間互相轉告，慶幸大師還健在。僅憑大師幾次廣播講話的大致內容，和帶有濃重安多鄉音的真切無誤的語音，就在相當眾多的西藏各階層人士之間產生了很大的號召力和穩定作用。”
但是，西藏地方當局依然堅持反動立場，拒絕中央人民政府的和談建議。在這種情況下，黨中央、毛主席做出戰略決策：以軍事促和談，實現和平解放西藏的目的，并制定了“政治爭取為主，軍事打擊為輔”的原則。1950年10月7日，人民解放軍發動昌都戰役，分三路強渡金沙江，一夜之間，突破西藏當局經營了幾十年的防務。10月17日，西藏東部重鎮昌都解放，24日全部戰斗結束。
昌都戰役的勝利，打開了進軍西藏的大門，也為和談鋪平了道路。1951年初，年僅15歲的十四世達賴喇嘛親政。1月27日，達賴喇嘛致信中央人民政府，報告他親政情況，并表達了謀求和平的愿望。中央人民政府立即復電祝賀他親政，表示歡迎派代表來京進行和談。
當時，達賴喇嘛和噶廈政府的主要負責人，對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解放軍還有疑慮和戒心，雖然決定和談，但仍持猶豫觀望的態度。出乎西藏地方當局意料的是，中央人民政府接受了他們指派的全部代表，同時指派了自己的代表。1951年4月22日，以阿沛·阿旺晉美為首席代表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團到達北京。
在到北京之前，當阿沛一行到達西安時，喜饒大師專程從西寧趕到西安會見了阿沛。他在接見阿沛和夫人才旦卓噶時，教育他們要同西藏當局的反動分子劃清界線，遵照毛澤東主席、中央人民政府的指示，好好工作，為和平解放西藏、維護祖國統一，增進藏漢兩大民族的兄弟情誼，多作貢獻。
在會見阿沛和其他兩位西藏代表時，喜饒大師直言不諱而又非常嚴厲地批評了攝政達扎和噶廈政府多年來所采取的錯誤立場，曉以大義，明以利害，告訴他們要順利解決西藏問題，除了真心誠意進行和平談判，別無他途。喜饒大師說：“要和談，就要有誠意，不要學蔣介石假和談，真備戰，欺騙全國人民，最后是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喜饒大師還說：“蔣介石搞假和談，真備戰，手里還有幾百萬軍隊，有長江天險，半壁河山。你們有什么？噶廈政府的那一點本錢，早在昌都戰役中輸光了。”
喜饒大師歷數噶廈政府的種種錯誤，情緒十分激動，言詞極為尖銳。連當時在座的西北局統戰部長汪鋒都覺得有些過分，怕阿沛等人接受不了，一再勸說。喜饒大師說：“汪部長，你不用擔心，我講的都是真話、實話。他們從西藏來，過去聽的都是帝國主義和反動分子那一套，我給他們講些真實情況，對他們在北京的工作乃至以后的工作，都會有好處。”西藏的和談代表中，有兩位核心人物，一個是阿沛，另一個是藏軍總司令凱墨，都是喜饒大師的學生，大師可以通過他倆對代表團施加影響。
和談前夕，喜饒大師還給周恩來寫信，說：西藏的貴族富于政治斗爭經驗，陰險狡黠，兩面三刀，希望中央提高警惕，不要上他們的當。信是用藏文寫的，大師直接寄給了周總理。也許是當時在北京找不到合適的翻譯，當中央人民政府的列席談判代表、中共西藏工委委員平措汪杰到京后，周總理才親自請他翻譯。
喜饒大師為西藏的和平解放，為促進達賴與班禪、噶廈與堪廳之間的團結，做了大量工作，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可是，喜饒大師在這方面所作的卓越貢獻，很多人并不知道。在當時，敢于當面勸導達賴、班禪，敢于批評噶廈、堪廳，而且能讓他們聽從的，唯有喜饒大師一個人。
生活簡樸、風范超然的長者

凡是熟悉喜饒大師的人，無不從內心深處真誠地贊揚大師生活簡樸，平易近人。曾擔任青海省委副書記、青海省副省長、青海省政協主席的扎喜旺徐自新中國成立后就與大師一起工作，對大師十分熟悉。他說：“喜饒嘉措大師作為一個出家人，生活簡樸。相處多年，我看到他穿的衣服總是那么幾件，換來換去。飲食以素食為主，如果說有什么偏愛，就喜歡喝他循化老家的青豌豆面粥。大師待人熱情誠懇，不分上下尊卑，一律平等。他從不主動請客吃飯，有客人來，碰到吃飯時間，就留客人一起吃，有什么，吃什么，不管哪位領導，哪位貴客到家，他從不加菜。別人請客，一般他都婉言謝絕。除了工作，就抓緊時間看書，從不浪費一點時間。后來到了北京，也一直保持這種習慣。”
筆者第一次見到喜饒大師是在1955年6月，是擔任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的翻譯工作期間。當時的喜饒大師是中國佛教協會會長，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又是大會翻譯組的顧問。中央民委副主任、民族出版社社長薩空了同志任大會翻譯組民族語文組組長，他對喜饒大師十分尊重。翻譯工作中遇到困難和問題時，他就帶著藏文組的負責人去向喜饒大師請教，有時大師也到賓館來看我們，給予鼓勵和指導。在整個翻譯組，筆者是最年輕的一個。翻譯組負責人向大師介紹時，對筆者特別多講了幾句，因而引起了大師的注意。大師鼓勵筆者努力學習，他說：“很多人看不起翻譯。其實翻譯工作是很重要的，毛主席就很關心和重視翻譯工作。上次大會期間，毛主席親自向賽福鼎同志、達賴、班禪和我詢問會議文件的翻譯情況，問我們看得懂看不懂？滿意不滿意？這件事民委領導已向全體翻譯人員作了傳達。上次會議你們沒有來。”大師指著幾個新來的年輕人，關切地說：“這次你們來了，說明我們的翻譯隊伍又增加了新的力量，這是件好事。”大師還說，在藏族歷史上，很重視翻譯工作，翻譯家與學者齊名，受到大家的尊重。后來在不同場合大師又多次講過這個觀點，鼓勵大家認真做好翻譯工作。
喜饒大師的漢文水平并不高，但他有很好的悟性和理解力，能夠很敏銳地發現翻譯工作中存在的問題；當翻譯人員中發生意見分歧時，他也能敏銳地發現爭論的焦點和問題的癥結所在。擔任人代會的翻譯人員，從地區來講，有來自西藏、青海、甘肅、云南、四川、西康(1955年下半年撤銷)；從經歷上講，有國民黨時代的翻譯人員，有噶廈政府的職員，有貴族，有喇嘛活佛，也有新中國培養起來的年輕一代；從年齡上講，有六七十歲的老專家學者，也有十幾二十幾歲的年輕人。工作中的問題，學術上的不同意見，夾雜上別的因素，就成了個人之間的意氣之爭，影響著大會翻譯工作的正常進行。別的語組也不同程度地存在這類問題。喜饒大師以他高尚的品格，淵博的知識，加上他在宗教文化界所擁有的巨大聲望，很好地協調了各方面的關系，統一各種不同的意見分歧，探尋比較妥善的處理方案。無論是舊社會過來的老專家學者，還是新中國培養的年輕一代；無論是藏族學者，還是漢族學者，都很尊重他，信服他。一個重要原因是，喜饒大師為人正派，對事不對人，為公不為私，無論在宗教界，還是學術界，都不立宗派，不搞小圈子。他從事宗教、文化事業幾十年，培養教育了一代又一代弟子和學人，從上層貴族、各級領導，到基層群眾，從西藏到川、康、甘、青、滇，從宗教界到政界、軍界、學術文化界，到處都有他的學生，真可謂桃李滿雪域，但他從不搞什么自己的派別和勢力。無論對什么人，大師的基本態度是：你來求學，我就教你，別的都不談論。
在討論問題時，喜饒大師認為誰的意見正確，就支持誰，誰的意見不對，就明確表明態度；誰要刻苦學習，認真做學問，就喜歡他，關心他，熱心指導；誰要不認真做學問，而另搞別的什么東西，就毫不留情地疏遠他。在他主持或參加的會議上，只允許圍繞學術問題發表意見，絕不允許涉及個人之間的恩恩怨怨，誰要離開本諶フ鄹鋈酥淶氖鞘欠欠牽笫α⒓從枰災浦梗惺鄙踔遼憷韉丶右猿庠穡渙羥槊妗４笫Ψ炊園蜒蹺侍庥胝撾侍飩獵諞黃穡乇鷓岫衲切┍匙湃舜頡靶”ǜ妗薄⑽苊鏘鶯Ρ鶉說娜恕?/FONT>
在中央民委的直接領導下，在喜饒大師的積極參與和指導下，經過大家的共同努力，我們很好地完成了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和第二次會議的翻譯任務。通過大會文件的翻譯，新譯和創造了上萬個新詞術語，統一和規范了各地的不同譯法和用語，為做好翻譯出版工作，積累了豐富的經驗。為發展新中國的翻譯出版事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新中國佛教徒的代表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一些長期與喜饒大師共事的有關方面領導人，曾聯合撰寫題為“愛國老人喜饒嘉措”的文章，對喜饒大師的一生給予了高度的評價。在談到喜饒大師在開展人民外交方面所作的貢獻時，文中指出：新中國成立不久，許多國家對我們很不了解，特別是由于帝國主義分子和國民黨特務造謠，胡說中國沒有宗教信仰自由，和尚、寺廟都被搞光了，等等。因此，一些佛教國家對我國是否有信仰自由，懷疑頗多。作為中國佛教協會會長，喜饒嘉措不僅接待了來自世界各地上自國家元首、下至普通信徒的眾多外賓，還多次率領我國佛教代表團出國訪問：出席了在尼泊爾舉行的第四次和在柬埔寨舉行的第六次世界佛教徒大會，參加了在印度舉辦的釋迦牟尼圓寂兩千五百周年紀念活動，兩次護送佛牙赴緬甸、斯里蘭卡全國各地巡回接受朝拜。通過這些活動，宣傳了我國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表達了中國人民和佛教徒想和各國人民友好往來的愿望，增進了同這些國家人民和佛教徒的相互了解和友誼。喜饒嘉措知識淵博，才思敏捷，出色地完成了友好訪問任務，贏得了友好國家各界人士的尊重和好評。
喜饒大師在國際佛教界享有很高的威望，被稱作“僧王”。據不完全統計，從1953年至1963年的10年中，喜饒大師曾6次率團（或任團長、或任副團長）前往緬甸、蘇聯、瑞典、印度、尼泊爾、柬埔寨、斯里蘭卡等國，或參加世界和平大會，或參加佛事活動，或進行國事訪問。尤其對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誣蔑中國政府“滅教毀寺，沒有宗教信仰自由”等謠言，給予了有力的駁斥。新中國政府在國際上的形象，日益顯得光輝而燦爛，在此，大師的功績是不可磨滅的。由于大師為國操勞，卓有功績，國務院特贈大師一口大銅鐘，以示嘉勉。
1955年夏，應當時的緬甸政府總理吳努邀請，喜饒大師率中國佛教代表團出訪緬甸，吳努總理不但親自到機場來迎接，而且親自為喜饒大師洗腳，這是緬甸和東南亞一些佛教國家對佛教高僧最高的禮遇，在我們國家佛教史上，享受過這種殊榮的也僅有喜饒大師一人。但是，喜饒大師十分謙虛，他反復強調：“我自己不過是來自循化山溝里的一個貧僧，能夠受到緬甸政府和其他國家的尊敬和禮遇，是因為我是新中國佛教徒的代表，在我的背后有一個強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榮譽應該歸于祖國、歸于各族人民。”

為群眾所愛戴的大師

“文革”中，喜饒大師不幸蒙冤受屈，遭受迫害。但在整個被批斗的日子里，喜饒大師始終受到廣大群眾的保護。無論是藏族學生，還是漢族、回族以及其他民族的學生，都不愿批斗他。在他的故鄉，盡管工作組很認真地貫徹上級指示，按照公社、生產隊和民兵的系統，分別組織召開批判會，但會上仍然沒有幾個人發言；有的發言，也與工作組事先教的不一樣。還有一些老阿媽，沖上前去，非常激動地喊幾句口號，好像要打他似的，還把他的袈裟扯來扯去，等工作組的人不注意，就立即往袈裟里塞一些東西，弄得喜饒大師也莫名其妙。批判會結束，民兵把喜饒大師押走時，經常從他的袈裟里掉下許多東西，冰糖、牛肉干、奶酪、鍋盔……各種食物都有。這使大家都感到愕然。當時，鄉親們的生活都不寬裕，但他們經常悄悄地跑去看望喜饒大師，把家里僅有的一點兒好東西，都給他送去。還關切地問他：需要什么？想吃什么？這使喜饒大師十分感動，他真誠地感謝故鄉人民對自己的關心和愛護。喜饒大師的生活歷來很簡樸，從來沒有什么過高的要求。唯一的愛好，就是愛喝家鄉的青豌豆面粥。那是把青豌豆磨成面，再放上牛羊肉和奶渣，像內地熬棒子面粥一樣熬成的。新鮮豌豆磨的面，有一股清香。在北京時，他也經常喝，還拿來招待客人，周總理等領導人也喝過豌豆面粥。他對鄉親們說，別的什么都不要，就想喝點家鄉的豌豆面粥。于是，每天早晚都有很多人去送粥。
1968年10月30日，喜饒大師在自己的住處溘然長逝。（關于大師逝世時間，一說是11月1日。）
我國佛教界杰出的領導人趙樸初先生生前曾長期與喜饒大師共事。趙樸老曾以《愛國高僧，法界棟梁》為題，寫了一篇懷念喜饒大師的文章，對大師的一生給予高度評價，他說：“喜饒嘉措大師不愧是一代高僧，法界棟梁。他不僅對藏傳佛教深有影響，而且飲譽全國及國際佛教界。他雖然西逝了，但他的智慧、慈悲和善行，將伴隨古雷寺洪亮的鐘聲，飛越昆侖，響徹寰宇，永遠縈繞在億萬眾生的心間。一代宗師，德高昆侖。古雷洪鐘，聲震蒼穹。”
喜饒大師逝世后，他故鄉的人民依然對他懷有深深的思念，政協循化撒拉族自治縣委員會在《造福桑梓，功垂千秋》一文中，滿懷深情地寫道：“至尊至愛的喜饒嘉措大師一生為溝通交流藏漢文化而著書立說、弘揚佛法的堅韌精神；為民族團結，社會穩定，而不顧年邁體衰，往返奔波的毅力；為維護祖國的統一和國家主權的尊嚴，而力詆謬論和叛逆的正義熱腸；以及堅持真理，不畏強權的俠肝義膽，為我們各族人民樹立了光輝的榜樣。在緬懷大師豐功偉績的同時，我們不僅要學習大師刻苦好學，強記博聞，愛國愛鄉，勤育后學的高貴品德，還要學習大師為國宣勞、敬業獻身的佛家精神。這才是我們家鄉人民對大師的最好紀念！”
可以告慰喜饒大師的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強加在他身上的種種誣蔑不實之辭已被推翻，他的冤案得到了昭雪。作為一位偉大的愛國主義者、杰出的宗教領袖、著名的社會活動家、20世紀中國藏族最卓越的學者、國內外享有盛譽的一代宗師， 他將永遠受到人們的尊敬和懷念。
（本文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他學識淵博，著作林立，為世人留下了一份寶貴的民族文化遺產；他“情系民族、情系祖國”，為民族的團結、祖國的統一竭盡心血，作出了突出貢獻；他賦性善良，品格高尚，是中國共產黨相濡以沫、丹心相映的老朋友；他躬身勤政、服務鄉梓，得到各族人民的尊敬和愛戴。他就是喜饒嘉措大師——我國藏傳佛教的一代高僧，也是著名的學者和杰出的愛國人士。今年10月30日是大師逝世40周年紀念日，我們特編發這篇文章，以表懷念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