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元、明《一統志》和地方志的考察
寺院是佛教的載體。早期的寺院被稱為精舍，是佛陀居住和修行的地方，《長阿含經》有云“起塔立精舍，園果施清涼。橋船以渡人，曠野施水草。及以堂閣施。其福日夜增。戒具清凈者，彼必到善方。”建造精舍是一種功德，會增加福壽。佛教傳入中國，僧人居住的場所名稱發生變化，東漢時，明帝“令別擇洛陽西雍門外蓋一精舍，以白馬馱經夾故，用白馬為題也。寺者釋名曰：‘寺，嗣也’，治事者相嗣續于其內也。本是司名，西僧乍來，權止公司，移入別居，不忘其本，還標寺號，僧寺之名始于此也。”僧侶居住的場所，在中國，起初被尊稱為寺，所建修的最早的佛寺就是白馬寺，中國的寺院建造自此開始。寺院是僧侶們從事佛教活動的主要地方，也是弘揚佛法、講經譯經的文化中心，所以，佛寺又被尊稱為道場、昭提、浮圖、蘭若、叢林、講堂、蓮社、庵院等。自第一座佛寺在洛陽建立后，隨著佛教的傳播，佛寺的發展亦非常迅速，“逮皇魏受圖，光宅嵩洛，篤信彌繁，法教愈盛。王侯貴臣，棄象馬如脫屣；庶士豪家，舍資財若遺跡。于是招提櫛比，寶塔駢羅，爭寫天上之姿，競摹山中之影。金剎與云臺比高，廣殿共阿房等壯。豈直木衣綈繡，土被朱紫而已哉”。隋唐時期，佛教盛于前代，寺院之多，遍及宇內，唐武宗時，“敕祠部檢括天下寺及僧尼人數。大凡寺四千六百，蘭若四萬，僧尼二十六萬五百。”兩宋以前，歷經唐末戰亂和五代時期的政權更替，佛教并未受到很明顯的影響。后周世宗顯德二年（９5５年），天下“所存寺院凡二千六百九十四所。”佛寺是佛教的組成部分，佛寺的修建數量反映了特定時期的佛教發展狀況，同樣的，佛寺的地域分布是歷史時期佛教盛衰程度的重要體現。
元代佛教被尊為國教，寺院修建數目之多，地域分布之廣，為歷朝所罕見。至元二十八年（１２８１年），據宣政院統計，“天下寺宇四萬二千三百一十八區，”無額、沒有登記造冊的堂、庵、院、廟、宇不在統計之列。可見，元朝時期的佛寺，數量是比較龐大的。這些佛寺，有的始建于元以前時期，經歷諸代重修或在原址上重建而在元代繼續留存；有的是元朝時期政府或個人出資重新修建的。時間、空間分布的差異，影響著佛寺的分布特點和分布格局。筆者依據元朝時期的行政格局，以時間為經線，對元朝時期的寺院進行了梳理、統計、分析。傅斯年先生說過：“凡是未經中間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轉寫的，是直接的史料；凡是已經中間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轉寫的，是間接的史料。”整理、研究元代的佛寺分布，應以元人留下的史料或接近于元代社會的史料為主。在此原則基礎上，在文獻資料方面，筆者主要選取了以下三部分史料：其一，《大元大一統志》。《大元一統志》始撰于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１２８５年），三十一年（１２９４年）成書，稍后又補充云南、甘肅、遼陽《圖志》，于元成宗大德七年（１３０３年）重修完成。全書共一千三百卷，遺憾的是，書中的多數部分散佚無聞，現在所看到的殘卷，是從公私藏書中輯錄而來，不能完全反映元朝時期的寺院分布情況；其二，元代地方志。所謂地方志，是指以地域為中心的史書，《周禮·地官》云“掌道方志，以詔觀事”，在反映某一地區的事件、事物發展狀況方面，地方志是最為可靠的史料。但是，就目前所掌握的文獻來看，現存元朝時期的地方志較少。而且，這些地方志所代表的區域，多數位于江浙行省，僅僅江浙一帶的資料，無法全面反映元帝國境內的佛教狀況；其三，明代史料。筆者主要選取的是《大明一統志》。《大明一統志》始撰于明景泰五年（１４５４年），完成于天順五年（１４６１年），是在洪武年間（１３６８—１３９８年）修成的《大明志書》《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寰宇通衢書》《洪武志書》的基礎上編撰而成，其中的《洪武志書》“述都城、山川、地里、封域之沿革，宮闕、門觀之制度，以及壇廟、寺宇、街市、橋梁之建置更易，靡不具載”。此時，距離元王朝滅亡時間不久，史料的可信程度較高，更重要的是，能夠較為完整的反映元末明初時期的佛教發展狀況。稍微不足的是，相對于元代疆域，明代版圖大大縮小。不過，在地方行政體制中，明代區劃是以元代為基礎的，即使部分地區有所變化，幅度也不是很大。而偏遠的省份地區，如嶺北行省，《大明一統志》中雖未有提及，但對本文所要論述的內容影響不大。在此，需要說明的是，筆者之所以選用《大明一統志》，而不是選用記載更為詳細的明代地方志，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明朝前期的地方志資料記載比較零散、雜亂，不夠全面；另一方面，明政府大規模的修訂地方志發生于明代中后期，而《大明一統志》的完成，距離元帝北狩不足百年，相對來說，資料較為詳盡、可靠。故筆者認為選取《大明一統志》較為適宜。綜合以上三方面的材料，互為補充，再進行整理分析，筆者以為能夠較好地反映元代佛寺的地域分布狀況。
一、元以前所建佛寺的地域分布
元以前所建造的佛寺，是指始建于東漢至兩宋時期的佛教寺院，這些寺院建筑規模不一、所屬宗派各異，但歷經諸朝修建，在元代仍然留存，并繼續發揮著傳播佛教文化的作用。另有一些寺院，在史料中僅記載有名稱、所處地理位置，創建的具體年代沒有留下痕跡。然而，筆者采用的材料，大部分為元人書寫的資料，故認為，這部分佛寺也應該建修于元以前時期。
根據統計，《大元大一統志》記載的佛寺共有３４７所，具體分布情況如下：腹里地區有佛寺２０９所，其中大都路６８所（遼金時期建造），上都路５所，太原路１３０所（以唐宋時期建造的為多），衛輝路３所，彰德路２所，真定路１所；河南江北行省有佛寺３１所，其中河南府路１０所，南陽府路９所，汝寧府路５所，汴梁路４所，襄陽路３所；遼陽行省有佛寺５４所，均位于大寧路，都是遼金時期所建；陜西行省有佛寺２２所，其中成州１０所，興元路７所，延安路５所；四川行省７所，均位于合州；江浙行省有佛寺１１所，其中嘉興路１０所，汀州路１所；湖廣行省有佛寺８所，其中藤州路５所，梧州路３所；江西行省有佛寺５所，其中南雄路４所，江州路１所。在反映區域地理、歷史狀況的文獻中，地方志是較為直接的資料。不過，從目前的發現來看，元朝時期留下的地方志主要有《至元嘉禾志》《大德昌國州圖志》《至大金陵新志》《延祐四明志》《至正四明續志》《至順鎮江志》《至正重修琴川志》《至正昆山郡志》《無錫志》《大德南海志》《河南志》《類編長安志》《長安圖志》《析津志輯佚》和《齊乘》，所記載的元以前所建佛寺共有１０４９所，其中江浙行省的金陵有１８０所，慶元路有佛寺２４１所，鎮江路有佛寺２４７所，松江府有佛寺５０所，嘉興路有佛寺８２所，常州路有佛寺１６所，平江路有佛寺３６所，大部分為南朝和宋代時建；河南江北行省的河南府路有佛寺４１所；陜西行省的奉元路有佛寺６５所，主要為隋唐時期建造；腹里地區的大都路有佛寺８２所，益都路有佛寺９所，主要為遼金時期修建。元代地方行政區劃以路為主，明代是以府為建制，兩者在轄區范圍上存在微小差異，有時明代的一府相當于元代的若干路或州，如明朝時期的梧州府，就相當于元代湖廣行省的容州、藤州、郁林州和梧州路。所以，在《大明一統志》中，套用元代行政區劃時，必須以明代區劃為基礎進行甄別。據統計，《大明一統志》記載的佛寺共有１１２８所，其中腹里地區有佛寺１８７所，集中于大都路、太原路、平陽路和大同路；陜西行省有佛寺４７所，集中于奉元路、邠州一帶，唐代時建修；河南江北行省有佛寺１６１所，以汴梁路、河南府路的數量較多；甘肅行省有佛寺６所，主要位于河西走廊地區的甘州路諸地；江浙行省有佛寺３６０所，下轄諸路皆有分布，數量以杭州路、嘉興路、集慶路、平江路、慶元路、較多；遼陽行省有佛寺４所，均在遼陽路；江西行省有佛寺１３６所，境內佛寺分布均衡，以龍興路、吉安路的佛寺數量稍多；湖廣行省有佛寺１０７所，主要位于行省北部的潭州路、茶陵州一帶；四川行省有佛寺５４所，以成都路、廣元路的數量稍多；云南行省有佛寺６６所，主要集中于大理路。
可以看出，始建于元以前朝代的佛寺，在元代時期保存了很多，并且，數量龐大，分布廣泛，遍及元帝國境內。分析認為，腹里地區的佛寺數量較多，并且以大都路和臨近五臺山地區的太原路為多，這在三方面的材料中都得到了證實；陜西行省的中、南部地區，佛寺數量較多；江浙行省的杭州路、慶元路和金陵地區也是佛寺密布的地方。相對于以上諸地外，甘肅、河南江北以及西南地區的云南、四川諸行省，佛寺的數量較少。綜合以上資料，從時空分布方面，具體分析認為：
１．位于腹里和遼陽行省的寺院，以始建于遼金時期的較多，這與該地區建立的政權奉行的崇佛政策有很大關系。建立遼金政權的契丹與女真都是生活在中國東北地區的古老民族。受漢文化的影響，遼金皇帝都尊崇佛教。公元９０７年，契丹貴族耶律阿保機在臨潢府（今內蒙古赤峰市林東鎮）稱帝，建立契丹國，后改國號為遼。遼太祖耶律阿保機曾在潢河以南的龍華州（今內蒙古翁牛特旗西）建開教寺，后又“詔建孔子廟、佛寺、道觀”。遼興宗耶律宗真，迷戀佛教，曾受具足戒，他“釋典咸窮，雅尚性宗之妙”，廣建塔寺。金政權建立于公元１１１５年，當時女真完顏部首領阿骨打起兵抗遼，占領了遼東北大部分地區，定都會寧府（今黑龍江哈爾濱市阿城東南）。金世宗完顏雍奉信禪宗，命人在東京（今遼寧遼陽）修建了清安禪寺，度僧５００人。隨著政治中心的南移，統治范圍的擴大，公元１０—１３世紀，“凡峰開地衍林茂泉清，無不建立精舍，以極工巧”。契丹、女真民族，曾長期和蒙古民族并存，三者先后成為以元大都為中心遠及遼東地區的統治者。元代的腹里，也是遼金王朝的統治重心，遼金佛教亦為元代佛教所承繼。所以，在元代，腹里和遼東地區保留有大量的遼金佛教圣跡。大寧路義州的奉國寺，建于遼開泰九年（１０２０年），初名咸熙寺，建筑規模宏偉壯觀，到元時，仍然“寶殿崔嵬儼居七佛，法堂弘敞可納千僧，飛樓耀日以高撐，危閣倚云而對峙”，寺內“賓館、僧寮、帑藏、廚舍無一不備”。
２．在淮河以南的地區，尤其是元代江浙、江西和湖廣三行省統轄的區域，南朝、兩宋時期建造的佛寺數量較多，這與南朝和南宋對南方地區的長期而穩定的統治有關系。魏晉至南宋朝代，相對于中原北方地區，南方地區的社會安定。隨著向南遷徙的北方人口越來越多，農耕技術的進步，長江以南地區的經濟得到迅猛發展，人們生活富裕，這為佛教文化的傳播、發展奠定了經濟基礎。“然弘教在人，有國為本。度人立寺，圖像譯經，時約相求。”南朝的歷代皇帝，皆以佛教為國之根本。宋高祖劉裕曾經“口誦梵本手寫戒經”；齊明帝蕭鸞“寫一切經，造千佛像。口誦般若，常持法華”；齊武帝蕭衍“令其王侯子弟皆受佛誡，有事佛精苦者，輒加以菩薩之號”。陳武帝陳霸先“寫一切經一十二藏，造金銅像一百萬區，度二萬人”。這些為南方佛教的發展提供了政治前提。關于南朝時期建修的寺院，《法苑珠林》中有明確記載：劉宋時期合寺１９１３所；蕭齊時期合寺２０１５所；蕭梁時期合寺２８４６所；陳朝時期合寺有１２３２所。兩宋時期，重視佛教的管理。嘉定年間（１２０８—１２２４年），應丞相史彌遠的奏請，南宋政府創立了“五山十剎”的官寺等級制度，“如世之所謂官署。其服勞于其間者必出世小院，候其聲華彰著，然后使之拾級而升；其得至于五名山殆猶仕宦而至將相，為人情之至榮，無復有所增加，緇素之人往往歆艷之，未然非業行出常倫，則有未易臻此者矣”。五山分別是臨安徑山興圣萬壽寺、錢塘凈慈山報恩光孝寺、錢塘靈隱山景德靈隱寺、鄞縣阿育王山廣利寺、鄞縣天童山景德寺；十剎是杭州天寧萬壽永祚寺、湖州護圣萬壽寺、溫州龍翔寺、婺州寶林寺、明州資圣寺、臺州國清寺、福州崇圣寺、建康太平興國寺、蘇州報恩光孝寺、蘇州云巖寺，皆為當時之禪宗名剎。其中，五山的級別最高，十剎次之。除此十五所佛寺外，江南地區的寺院還有很多，僅元代金陵、四明、鎮江、嘉禾四個地方的方志史料記載，就有佛寺７７９所。紹興二十七年（１１５７年），據統計，南宋統治區域內的佛教僧人已經達到二十萬。容納僧人的寺院之多，可以想象。一言概之，穩定的社會秩序，優越的經濟條件，使得南朝和宋代時期建造了大量的佛寺圣跡。
３．在西北地區尤其是陜西行省境內，寺院多為隋唐時期創建，這與陜西行省位居隋唐時期的政治中樞分不開。在《大明一統志》中，陜西行省有佛寺４７所，其中西安府，也就是元代的奉元路和邠州地區，有寺院２０所。在元代西北地區方志《類編長安志》中，所記長安地區的佛寺有６０所。這兩組材料說明，奉元路確實是陜西行省佛寺分布數量較多的地方。然而，在這些前代遺存下來的寺院中，以隋唐時期留下的為最多。究其原因，與奉元路治所長安曾作為隋唐帝國的都城有關。公元５８１年，楊堅在長安（今陜西西安）稱帝，建立隋朝。６１８年，李淵建立唐政權，也定都長安。隋唐時期，是佛教傳入中國以來，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高潮時期。這一時期，隋唐諸帝先后發布了在帝都建立寺院的詔令，文帝開皇十一年（５９１年），降旨云：“自今已后，凡是營建功德，普天之內，混同施造，隨其意愿，勿生分別。”以此護持佛教之精神，佛寺建造迅速發展。煬帝時在長安“造二禪定并二木塔，并立別寺一十所，官供十年”。相對于隋代來說，唐代對佛教略有限制，但并不影響佛教的發展。高祖李淵時，他下詔：“於京內造會昌、勝業、慈悲、證果四寺，及集仙尼寺。又舍舊第為興圣寺。”武后天授元年（６９０年），“頒大云經于天下，令諸州各置大云寺”。概覽唐朝前期的佛教政策，對佛教采取保護、積極扶持的策略。唐末戰亂，中國西部先后興起了夏、回鶻等少數民族政權，這一時期，該地區戰亂頻繁，關中一帶的經濟遭到巨大破壞，大量人口東移、南遷，繼之，政治中心也向東遷移。迄兩宋時期，陜西行省已經遠離中原王朝的政治中心，地處遼、夏、宋（后來的金取代之）三國的疆域交集處，政治優勢地位徹底喪失，故唐代以后，該地區新建的佛寺較少。然而，遼、夏、金統治者都重視佛教，奉行崇佛政策，宋廷對待佛教亦不排斥。這樣，關中地區的佛教寺院因此而得以繼續存在，一直到元代時期。 ? ??
總之，在元代佛寺中，始建于元以前時期的寺院占有很大的比重，其在時間上的分布又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元朝時期寺院的空間分布，使得元代佛教地理別具特色。
二、元朝所建佛寺的地域分布
至元二十五年（１２８８年），元世祖忽必烈曾問當時的帝師亦攝思連真：“造寺建塔有何功德？師曰‘福蔭大千’。由是建仁王寺。”建寺造塔是為了祈求福蔭。在此以前，元人造寺為求福壽的思想已在部分乞求造寺執照中體現，至元二十年（１２８３年），陜西行省永壽吳山寺僧人永輝曾乞求執照：“有安西府長安縣八里荒住人奧魯百戶答烈赤迭卜歹等，為直此出征勾當，將原分到撥乾州永壽吳店寺西吳山寺周會平子耒一段……答烈赤等情愿舍施永輝永遠用充常住贍寺地土，修建寺院，祝延皇帝圣壽、太子千秋無窮者……一舍以后，如有爭查，并不干永輝之事，舍地土人答烈赤一面承當。”恐無憑據，故來乞得執照。出于對佛教的信仰，元朝統治者重視佛寺的修建。世祖時，曾下詔“興隆佛教在處，廢寺悉許賡修。時歲轉《大藏經》，寵釋氏，普天梵宇益興焉”。對被損毀、廢棄的佛寺，要求在原址上進行重建。并且對于被判定為建造寺院的土地，元廷給予保護。安西王阿難答在給吳山寺的判旨中說：“重審得：前項地土并無違礙，合行給付本人執照。中間卻不得因而將其余地土亂行耕種，毋得違錯，須至出給者”。寺院用地，一旦給付了執照，嚴禁用作他途。對于破壞寺院的行為，也有相應的懲罰措施。大德十年（１３０６年），泰安州靈巖寺監寺僧狀告，靈巖寺下院凈然神寶寺，經常被人褻瀆，在寺內建炭場、伐樹木，騷擾僧眾，使得該寺院荒廢，“有礙念經告天祝延圣壽祈福等事”。針對類似情況，帝師下旨給地方都總統所：“‘寺院房舍利，使臣休安下者。鋪馬祗應休著者，稅糧商稅休要者。但有屬寺院底地土、園林、碾磨、店鋪、解典庫，不揀甚么休奪要者’……若有違反之人，仰所在官司就便痛行治罪施行。”要求任何人等，不得隨意騷擾佛寺，屬于寺院的土地、山林、商店等，豁免一切賦稅。若有違反者，一律治罪。元朝時期的佛寺就是在這種背景下興建的。
《經世大典·序錄·僧寺》云：“自佛法入中國，為世所重，而梵宇遍天下。至我朝尤加崇敬，室宮制度，咸如帝王居，而侈麗過之。或賜以內帑，或給之官員幣，雖所費不貲，而莫與之較。”元朝統治者重視佛寺的修建，不惜投入大量金錢進行扶持，所以這一時期的佛寺，“甍棟連接，檐宇犟飛，金碧炫耀，亙古莫及”。筆者在整理資料時，對于元代建造的，或者始建于前代而在元代有明確紀年進行重修的，因都屬于元朝時期發生的佛教活動，故都統計在內，具體情況詳見下表：
根據以上表述，可以看出，元代新建或重建、重修的佛寺大多分布于腹里和江浙一帶，其他行省的佛寺建修數量，相對較少。深究其特征，有如下幾點：
１．佛寺分布較為密集的江浙地區。在元代僅存的地方志中，以江浙行省的方志最多，計有九種，反映了慶元路、平江路、鎮江路、松江府、嘉興路和金陵地區的地方風貌，其中記載修建的寺院共有８３所。然而，元代的江浙行省，下設行政區劃三十路、一府、二州，有屬州二十六，屬縣一百四十三。《至大金陵新志》等方志資料僅部分地展現了元朝時期江浙地區的佛寺分布狀況，由此，江浙地方佛教寺院的分布之密集程度可見一斑。結合當時的佛教發展情況，分析認為，佛教傳播對該地區寺院的修建有著明顯的影響。元朝時期，藏傳佛教傳入江南漢地，至元十四年（１２７７年），世祖忽必烈有詔：“以僧亢吉益、憐真加、加瓦并為江南總攝，掌釋教……禁擾寺宇者。”憐真加即楊璉真迦，他是帝師八思巴的弟子，江淮釋教都總攝所的三總攝之一。到任江南后，楊璉真迦大力推行藏傳佛教，掀起了修造佛寺的活動。在選擇造寺地點時，楊璉真迦首先選擇了故宋皇宮，他在故宋宮殿地址上修建了報國、興元、般若、仙林、尊勝等寺，后來又把宋皇室祭祀天地的場所也改建成了佛寺。對此，忽必烈給予了大力的支持，至元二十三（１２８６年）年正月，他“以江南廢寺土田為人占據者，悉付總統揭璉真加修寺。”楊氏造寺，成為元代江浙地區的重要佛教活動，“當是時也，江南釋教都總統永福楊大師璉真佳大弘圣化，自至元二十二年春至二十四春凡三載，恢復佛寺三十余所。”這其中也包括一些被改建成佛寺的道觀，如杭州孤山的四圣延祥觀和西太乙宮等。這一時期，除藏傳佛教外，佛教的其它宗派也來到江浙發展勢力，如頭陀教，大德二年（１２９８年），北方頭陀教宗師李溥光奉旨“來南，闡揚教事，椎輪湖山葛嶺之西，大興棟宇，以聚其徒。既而，正智通辯禪師空庵焦公溥照實來都提點江南諸路，筑室佛殿之右”。葛嶺，在杭州西湖北岸，曾為道教名山。佛教諸派在江南地區的勢力擴充，帶動了該地區的佛寺修建，使得該地區的佛寺分布更為密集。
２．迎來建寺高峰期的腹里地區。腹里是元王朝的統治中心，《經世大典序錄·都邑》篇云：“惟我太祖皇帝開創中土而大業既定。世祖皇帝削平江南而大統始一。輿地之廣，古所未有。遂分天下為十一省，以山東西，河北之地為腹里，隸都省，余則行中書省治之……”都省即當時的中書省，轄地被稱為腹里。元朝歷代皇帝即位時，為表示對佛教的尊崇，均曾建立佛寺。如成宗元貞元年（１２９５年）“以國忌飯僧七萬……是歲大建佛寺”，武宗至大元年（１３０８年）“立營繕署及白云宗攝所……是歲大建佛寺”，文宗天歷元年（１３２８年）“大作佛寺”，英宗至治元年（１３２０年）“大建佛寺作佛像”，建立的佛寺有大護國仁王寺、南鎮國寺、大承華普慶寺、大圣壽萬安寺等。不僅如此，位于腹里地區的五臺山，因佛教之盛，多次迎來元廷帝、后的參拜，五臺山也因此迎來建修佛寺的高潮，如大德元年春（１２９７年），“五臺山佛寺成，皇太后將親往祈祝”；十一年（１３０７年）八月，武宗“建佛寺于五臺山”；泰定三年（１３２５年）春二月甲戌，泰定帝“建殊祥寺于五臺山，賜田三百頃”。由于皇室敕建，腹里地區的佛寺建筑規模宏大，占有大量田產，如大承天護圣寺。至順元年（１３３０年），文宗“以所籍張珪諸子田四百頃，賜大承天護圣寺為永業……括益都般陽寧海閑田十六萬二千九十頃，賜大承天護圣寺為永業”。以田養寺，寺院財力雄厚，便于寺院的維修、擴建。所以，據《析津志輯佚》記載，僅大都一地，就有新建佛寺１２所。
３．鮮有寺院建修記載的遼陽行省。元朝時期的遼陽行省，建置于至元二十四年（１２８７年），下設遼陽、沈陽、廣平府、大寧、東寧、開元、合蘭府、水達達七路和咸平府，有屬州十二，屬縣十個。因主要位于遼水之東，故又稱遼東。根據《大元大一統志》的記載，元代，遼陽行省的新建寺院僅有１處，即位于大寧路高州的感圣寺，癸卯年（１３０３年）僧人性聰建立。筆者以為，這一數據雖然不能說明元代遼陽行省境內確實只新建了一所佛寺，但也反映了該地區佛教水平落后的狀況。之所以這樣，原因有兩點：１．政治中心的南移。元代的遼東地區，與遼金時期已不可同日而語，遼東地區是遼金政權的發源地，是統治中心，雖有帝都的南遷，但統治者并沒有忽視龍興之地的發展。元政權則不同，建立元政權的蒙古人崛起于漠北高原，早期的都城是哈剌和林。太祖成吉思汗時，遼東地區就被分封給了他的弟弟們，即后來的蒙古東道諸王。世祖忽必烈時，定都大都，傾力發展傳統的中原漢地區域，遼東地區僅僅作為邊疆省份被派員控制；２．藏傳佛教的尊崇。元代皇室尊崇佛教，尤其是藏傳佛教。在遼東北地區，自東漢佛教傳入至金代，皆以漢傳佛教為信，“自燕而東，列郡以數十，東營為大，其地左巫閭，右白習，襟帶遼海，控引幽薊，人物繁伙，風俗淳古，其民不為淫祀，率喜奉佛，為佛塔廟于其城中，棋布星羅，比屋相望……”，遼金時期，更是以禪宗為盛，金世宗完顏雍時，其母貞懿太后，以內府金錢三十余萬，在遼陽建立大清安禪寺，“延四方具眼衲僧為之”，使得禪宗在該地區的勢力達到極致。元朝時期，藏傳佛教由吐蕃傳入漢地，在腹里地區得到迅速發展，但是，其在遼東地區的傳播狀況，卻鮮有記載，這應該是元代遼東地區罕有寺院建修的原因之一。
三 、影響元代佛教寺院地域分布的主要因素
元代佛教有國教之譽，佛寺數量龐大，“自西方之教行中土也，漢唐而下，政朔所及，有遠踰海國若今者乎！星羅棋錯，小而鄉縣，大而府州，為佛宮者何啻萬區”。據統計，至元二十八年，國境內有名稱、造冊登記的寺院已達４２３１８所，無籍、不在名冊上的沒有計算在內。總覽前面述及的元代時期的佛教寺院，在《大元大一統志》中，腹里地區共有佛寺２３０所；遼陽行省共有佛寺５５所；河南江北行省共有佛寺３１所；陜西行省共有佛寺２２所；江浙行省共有佛寺１２所；湖廣行省共有佛寺８所；四川行省共有佛寺７所；江西行省共有佛寺５所。在諸地方志史料中，江浙行省共有佛寺９３５所；腹里地區共有佛寺１０３所；陜西行省共有佛寺６６所；河南江北行省共有佛寺４１所。在《大明一統志》中，江浙行省的佛寺共計３８４所；腹里地區的佛寺共計２４０所；河南江北行省的佛寺共計１９２所；江西行省的佛寺共計１３９所；湖廣行省的佛寺共計１３１所；云南行省的佛寺共計７７所；四川行省的佛寺共計６８所；陜西行省的佛寺共計６５所；甘肅行省的佛寺共計８所；遼陽行省的佛寺共計４所。可以看出，這些佛寺的數量與至元年間統計的佛寺數量相距甚遠。尤其是江浙行省的佛寺數量，在《至順鎮江志》中，僅鎮江路就有佛寺２６９所，但在《大元大一統志》中，整個江浙行省的佛寺數量只有１２所，之所以出現這種相矛盾的情況，與《大元大一統志》的資料散佚有很大關系。與此情況類似的還有甘肅、河南江北、四川等行省的佛寺分布狀況，以甘肅行省為例，在《大明一統志》中，甘肅行省僅有佛寺８所，佛寺數量之少，與文獻資料不相符合。馬可波羅曾到過河西走廊一帶，他于游記中這樣描述，在甘州（今甘肅張掖），“大多數居民是偶像崇拜者……偶像崇拜者也按照本省的風俗，建造了許多廟宇，供奉著大量的偶像。”在肅州（今甘肅酒泉），“境內有許多市鎮和堡壘……居民大多數是偶像崇拜者”。在沙州（今甘肅敦煌），“人民是偶像崇拜者……那些偶像崇拜者有自己特殊的語言……城中有許多寺院，寺中供奉著各種各樣的偶像。居民對這些偶像十分虔誠，常常祭以牲畜”。所謂的偶像教徒，即佛教徒。在河西走廊一帶，既然聚集了大量的佛教徒，并且在沙州、甘州等地都有“廟宇”“寺院”，那么，甘肅行省的佛寺數量應該不止８所。還有嶺北行省，早在蒙古汗國時期，哈拉和林就有佛寺的存在，據《佛祖歷代通載》，臨濟宗高僧海云印簡，應“太子合賴察請……延居太平興國禪寺”。明代版圖縮小，《大明一統志》對嶺北行省的情況乏載，而《大元大一統志》僅剩殘卷，囿于史料，對該地區的佛寺情況未能統計。應該說，筆者采用的《大元大一統志》《大明一統志》和諸地方志史料，部分的反映了元朝時期佛寺的分布狀況，但是，窺一斑而知全貌。相對于腹里、江浙等地來說，甘肅、陜西、遼陽、四川等行省的寺院數量仍然是較少的。所以，《大元大一統志》《大明一統志》和諸地方志史料所呈現出的佛寺分布狀況，仍然大致的反映出了元帝國境內的佛寺分布輪廓。
圖1元代地方志所見佛寺分布示意圖
圖2 《大明一統志》中的元代佛寺分布示意圖
寺院是佛教文化的載體，寺院數目的多少，分布的情況，體現了所在地區佛教發展的程度。綜觀元代漢地的佛寺，在分布方面呈現出明顯的歷史繼承性和區域不均衡性特征。從數量上來說，南方多，北方少。從空間分布上來看，帝國境內各行省都有佛寺，但是，各行省境內寺院的數量不同，分布也不均勻，甚至差別很大。相對來說，江浙行省與腹里地區的寺院數目較多，邊遠地方如東北地區的遼陽、北方的嶺北和西南地區的云南等行省的佛寺數量較少。不過，地跨黃河以南、長江以北經濟富裕地區、縱橫數千里的河南江北行省是個例外，在《大元大一統志》中，這里僅有佛寺３１所，在《大明一統志》中，有佛寺１９２所，于轄區廣大的面積、悠久的佛教文化而言，寺院數量較少，反映了該地區復雜的地理和經濟發展狀況。細分析之，這一時期，對佛寺分布產生重要影響的主要因素有：
１．經濟情況。寺院修建需要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經濟形勢良好的地區可以為建修佛寺提供充分的物資條件。大凡造寺，資金都是不可忽視的要素，資金的來源情況，數額的大小，決定了寺院建造的數量和規模，換言之，寺院建造的情況也反映了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以腹里地區的大都為例，不僅是政治中心，也是經濟中心。元代的大都，商業興盛，貿易昌隆。“百物輸入之眾，有如川流不息，僅絲一項，每日入城者計有千車”。由于稅率較低，僅為四十分之一，這里聚集了很多的商人，形成了專門的商業區，世界各地的貨物紛至沓來，“東至于海，西踰于昆侖，南極交廣，北抵窮發，舟車所通，貨寶畢來”。元政府在大都一地征得的商稅收入，甚至超過了一個行省。發達的經濟，促進了佛教事業的發展，大都的佛寺，規模宏大，富麗堂皇，其數量在腹里諸路位居前列。在《析津志輯佚》中，大都有佛寺９４所，其中新建佛寺１２所，既有皇室、貴族敕建的大崇恩福元寺、大壽元忠國寺等，也有僧侶自籌資金修建的能仁寺等，還有民間集資興建的勝因寺等。在勝因寺的建造中，商人姚仲實曾出錢幣五萬多緡。據《姚長者碑》載，姚氏在大都經商十年，積累了千萬財富，他大行善業，捐助佛教活動，除了勝因寺外，他還曾向萬安寺、慈濟興福寺、永安寺、白云觀等捐錢捐物。經濟是佛寺建造的基礎，經濟形勢的良好說明該地區具備佛教發展的許多條件，如交通便利、人口密集、文化發達等，這些不僅有利于佛教的傳播，而且也便于籌款籌物，獲得建寺造寺的諸多材料。而經濟不發達地區，往往因交通的不便、環境的落后，使得人口稀少，當然，也就不利于文化的傳播。其實，究其根本，經濟發展的區域差異，確實是導致佛寺分布不均衡的重要原因。
２．信眾基礎。信眾指佛教信仰者，其對佛寺的分布也會產生重要的影響。“主觀上，宗教信眾的多少與其事業的成功與否有關，客觀上，則是與宗教所處地域的社會習俗有關”。習俗是承繼傳統、結合現實、經歷漫長歲月的積淀、多方面綜合作用的結果，其對社會的輻射面非常廣，也影響著文化的傳承與發展。對于宗教而言，社會習俗的宗教化或宗教的社會習俗化會使信仰宗教的人越來越多，宗教活動也必興盛。以佛寺建造為例，信仰者多，造寺、修寺、舍宅為寺者自然也多。如元代江浙地區，這里的佛教文化歷史悠久，三國時期，建業成為南方的佛教中心，此時，“佛教之重鎮，北為洛陽，南為建業”。東晉南朝時期，帝王崇佛，“上有好者下必有甚者焉，釋教盛行，可以媒富貴利達，江東人士孰不從風而靡乎”。江浙佛教發展漸臻鼎盛，“夫金陵自齊梁以來，故佛國也”。在統治者的倡導和僧侶的宣揚下，佛教漸漸滲透入社會各個階層，江南習俗因此發生變化，從飲食、娛樂到喪葬活動，甚至社會心理都體現出佛教的影響，反映了佛教的深入民心。換言之，佛教信仰的氛圍更加濃厚。唐宋以降，隨著佛教的大眾化，江浙地區的信眾范圍更加廣泛，“除卻弦歌庠序外，家家同念佛經聲”是這一時期佛教信仰的寫照。元代，江南地區“惟浮屠是崇”，名剎逾百，大德高僧層出不窮，佛教繼續發展。這一時期，位于舟山群島的普陀山，因觀世音菩薩成為佛教名山，與五臺山、峨嵋山并稱為佛教三大道場。觀世音菩薩悲憫四眾，在佛教信徒心里有無上地位，是以，來普陀山上香朝拜者絡繹不絕。“宗教的成敗皆在于民間，扎根于民間，宗教才有力量，才會興旺。”當民眾的數量、層次范圍達到一定規模時，其對宗教的推動作用是顯而易見的。江南佛教即是如此，廣泛的信眾基礎，悠久的信仰氛圍，促進了佛教事業的進步。佛教的發展水平影響著佛寺的分布，反之，佛寺的分布也反映著特定地區佛教發展的水平。
３．民族格局。元代中國，疆域遼闊，民族眾多，受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諸多方面的影響，民族遷徙現象突出。“一些民族進入內地后逐漸融入其他民族中；一些民族產生了，形成了中國歷史從未有過的新的民族。這就是元代中國出現的少數民族的新格局”。入居內地的少數民族與漢民族混住雜居，互相影響，彼此滲透，形成具有當時中國特色的民族格局。這種格局促進了民族間的交流與合作，加速了各民族的大融合，對宗教文化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黨項、畏兀兒世居西北，藏民族生活于西南吐蕃地，他們和漢民族一樣，很早就開始了對佛教的信仰。蒙古族上層貴族對佛教的接受，與這些民族佛教僧侶的努力分不開。元代，大量畏兀兒人、黨項人流入腹里、河南、江南和四川、云南等地，他們的活動對佛寺的分布產生了重要影響。如畏兀兒人舍藍藍，曾“剏寺于京師，曰妙善。又建寺于臺山，曰普明……于西山重修龍泉寺，建層閣于蓮池。于吐蕃五大寺、高昌國旃檀佛寺、京師萬安等，皆貯鈔幣，以給然燈續明之費。”她用黃金抄寫佛經，“剏寺施舍所用幣數以萬計”。阿昔思，在昆明修建了圓通寺。達實特穆爾，在杭州修建了輝和寺等等。在元代的佛教管理機構里，還有大量的畏兀兒人任職，如乞臺薩里，曾任釋教都總統，拜同知總制院事，管理佛教的同時，衛護佛教。黨項人楊璉真伽任職江南時，造寺復寺，促進藏傳佛教傳播，影響了該地區的佛寺布局。位于民族等級最高端的蒙古人，進入中原后散居各地。蒙古統治階層推崇藏傳佛教，忽必烈尊藏族高僧八思巴為帝師，英宗時，“詔各郡建帝師八思巴殿，其制視孔子廟有加”。自八思巴始，元廷確立了帝師制度，歷任帝師皆由藏族僧人擔任。這一時期，許多藏僧進入內地，因為不適應中原環境，入居內地的藏族人主要分布在大都地區，他們在大都建寺造塔，為皇室貴族講經說法，與蒙古統治階級緊密結合推動著藏傳佛教在漢地中原的傳播。于是，“所建西藏化的佛殿佛像，不僅布滿幽、燕，而且西及成都，南至杭州”。藏傳佛教的勢力在漢地達到極盛。“元時回回遍天下”，回族形成于元代，是中外文化交流、民族融合的結果。回族人信奉回回教（伊斯蘭教），其分布廣泛，“皆以中原為家，江南尤多”。泉州、杭州、大都等城市都有回回居住區，他們修建清真寺，“近而京師，遠而諸路，其寺萬余，俱西向以行拜天之禮”。至元十一年（１２７４年），回回人賽典赤贍思丁任職云南平章政事，他在昆明修建清真寺１２所。當時，隨同他一起進入云南的，還有大量的穆斯林，他們在當地與其他民族和睦共處，發展經濟的同時，將伊斯蘭教傳播到了云南，擴大了伊斯蘭教的影響。位于絲綢之路通道上的西北甘、陜諸地，回回人的數量較多。駐守此地的安西王阿難答，自幼受回回人的影響，非常虔誠的信仰伊斯蘭教，他在轄區廣建清真寺，并命令“依附于他的十五萬蒙古軍隊的大部分皈依了伊斯蘭教”。從一定程度上來說，伊斯蘭教的傳播對佛教的發展還是有所影響的。據馬可波羅的記載，１２７４年間，他在路過河西關隴地區時，所見居民多為偶像教徒（佛教徒），城中很少見到穆斯林。而在１４世紀初成書的《史集》里，拉施特說那里的“居民大多數為木速蠻”。木速蠻即穆斯林，當地穆斯林的增多，佛教徒的減少，反映了阿難答伊斯蘭教政策產生的巨大影響。當然，此處信仰伊斯蘭教的并不僅僅是回族人，但卻是因為回族人的推動而發生的改變。由此，河西關隴地區的佛教信眾數量發生變化，并影響著佛教的分布，佛寺的情況可想而知。除了以上因素外，自然環境、政治條件、人口數量、社會的穩定與否等都程度不一的影響著元代佛教寺院的分布。
《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17年第4期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