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復興：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轉換》一書摘錄之二
? ? ? 在考慮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轉化問題時，我們還必須著眼于中國傳統文化對現實中國的社會發展以及國民文化素質的培養所具有的意義。從整個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神實質來看，中國傳統文化以圣賢作為理想人格的典范和人生追求的目標，激勵人們加強自身的道德修養，完善自己的人格操守，提高自己的人生境界，從而實現人的價值和尊嚴，這在今天仍有其積極意義。中國傳統文化總是肯定人在天地間的崇高地位，注重人的主體精神，追求“天人合一”的人生境界，總是指向人、指向人生，故而，可以說，在中國古代，無論是儒學、道學，還是玄學、理學、佛學，都是人學。
因此，要實現傳統文化的現代轉化，就必須以人為核心，把人類自由全面的發展作為最高的價值目標，大力弘揚傳統文化中有關理想人格和人生境界建構的精神，以有益于解決高工業技術文明所帶來的種種負面影響。
不少西方人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理想人格充滿了敬仰之情：萊布尼茲艷羨《易經》的“天行健”；孟德斯鳩贊賞中國政治科舉制度對血統世襲制的超越，為“柴門”、“寒門”奮斗者開辟了“通達之路”；歌德推崇中國話本小說中的世俗人格；叔本華看好宋明理學家的人格方式；海德格爾認同道家的生存方式。[1]湯因比和池田大作則在《展望二十一世紀》中說：“世界統一是避免人類集體自殺之路。在這點上，現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準備的，是兩千年來培育了獨特思維方式的中華民族。”人本心理學家馬斯洛也經常引述老莊的言論，他將“自我實現”者的精神狀態稱為“道家式”的。而英國著名作家格林曾這樣熱烈贊頌過中國人的人格價值與人格理想：
我被中國人吸引了。特別是他們那寶貴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我欽佩他們遠大的歷史觀，他們固有的彬彬有禮的行為，他們對友誼的特大度量以及他們對朋友的忠誠(他們永遠不忘記別人做的好事)。我佩服他們民族的無畏精神和他們幾乎不惜任何代價維護原則的堅強決心。我欣賞他們深沉而熱烈的感情，這種感情常常隱藏在容忍的品質之中。我佩服他們那自然而文雅的禮貌，對老年人的尊敬和對年輕人的關切。他們文雅博學而又天真無邪，經常使我們感到驚奇和愉快。如果我處在一個緊要關頭和遇到一個真正的危險時，我情愿要一個中國朋友和我站在一起，而不要其他任何人。[2]
? ? ? 當今世界不少有識之士，全心關注中國文化，我們更有責任繼承和發揚這份輝煌的人類文明遺產。中國古代哲人以其特有的聰明智慧對人生理想境界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探討，給我們留下了一座極為豐富的思想寶庫，我們應該給予充分的發掘和批判的繼承。
中國傳統文化人生理想境界論的最重要的特征是對人生的熱愛。無論是儒家還是道家，都表現出對人生的樂觀曠達的情懷。如道家所主張的閑云野鶴、無拘無束的生活情趣與寧靜恬淡、清心寡欲的心理境界，就取一種中國傳統文化所推崇的超然寧靜的審美態度。而崇尚積極進取，有所作為，“敢為天下先”，“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儒家哲人在強調弘毅進取、積極入世、以天下興亡為己任的同時，也提倡一種開朗、樂觀的人生態度。
儒家哲人認為：“仁者，人也。”“仁”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本質屬性。這樣，人的行為與人生態度都必須遵循“仁”道的原則。而“仁”道的基本內容就是親親，就是對人生、對生命的熱愛。即如《中庸》所說的：“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親親”，就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親愛自己的親人。同時，還應由“親親”而“仁民”，即將人生相親相愛的孝悌之情，推及他人、社會，甚至宇宙。由“親親”，即由親子順親的血緣情感出發，最終實現人與人的相親相愛，人與社會與自然的相親相愛、和諧統一。這才是儒家哲人所追求的“仁”，這也才是最高的人生理想境界。《中庸》云：“誠者非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朱熹注云：“誠雖所以成己，然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亦行于彼矣。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是皆吾性之固有，而無內外之殊。”由仁民到愛物，將誠心仁念施及宇宙天地、自然萬物，熱愛生命，熱愛自然，熱愛生活，這才是傳統文化的精神。
正由于熱愛自然，熱愛生命，熱愛生活，泛愛眾生，所以孔子在日常生活中非常樂觀曠達，胸襟開闊，心情愉快。孔子熱愛生活，對生活始終抱著一種樂觀、活潑、超然、平淡的態度。由于熱愛生活，所以他知足無憂。《論語·述而》云：“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同時，也正由于熱愛生活，所以孔子又能以天下之憂為憂，影響及后人，遂成為中華民族所推崇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高尚情操、人生態度、人生價值觀與人生最高理想境界。
熱愛生活，重視感性生命，所以即使“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孔子依然“樂亦在其中矣”。也就是說，只要能暢游生命，達于生命之本，就能心情舒展、愉悅；只要有粗茶淡飯能充饑，能夠喝點水，把手臂曲起來當枕頭舒服地睡覺，這樣的人生也就足夠了。
中國傳統文化人生境界論的突出特點是重視人生并落實于人生。中國古代哲人所構想與設計的人生理想境界是“天人合一”。無論儒家，還是道家、佛教，都強調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美與真善的和諧統一。就儒家人生理想而言，所追求的是“求仁得仁”的圣人境界，表現了中國傳統文化強烈的重生意識。這種圣人境界就是《易經·乾卦·文言》所描述的：“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兇。先天而天弗違，后天而奉天時。”“與天地合其德”強調人必須與天相認同，認為在人與自然、本質與現象、主體與客體的渾然統一的世界中，人始終處于核心地位。因此人應充滿著向上的精神，并由此精神培養，產生出對生活、對生命的珍惜與重視，保持一種積極向上的人生追求。故而可以說“與天地合其德”的境界，也就是“天人合一”的人生最高理想境界。在儒家哲人看來，堯、舜、禹等都是達到這種理想境界的人。達到這種境界則可稱為“圣人”，為人們所仰止景止。故而，這種人生理想境界又被稱為“圣人氣象”和“圣人范式”。
在儒家哲人看來，重視人生，就必須熱愛自然，熱愛社會與他人，所以“與天地合其德”的人生理想境界的核心內容就是“仁”。如孔子就認為，“仁”的境界之所以是一種物我兩忘、天人合一的最高人生理想境界，就在于“仁”的實現是本于天理的至理、至德和至善。所以，“仁者”也就是“圣人”。《論語·雍也》說：“子貢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可見，“仁”的基本精神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具體說來，“仁”，既是自強不息，也是助人有成，是人己兼顧，是對他人的尊重，是由己及人，是以自己為起點，從我做起；“仁”既包含情感上的愛與物質上的扶助，同時更注重道德上的提高；既注重對他人物質生活的維持，更注重他人道德品質的提高。仁者對他人的愛助，其目的在于使其成為有仁德有成就的人。這種“博施于民，而能濟眾”的仁者，也就是極高人生理想境界的實現。同時，儒家哲人還強調指出，“仁”的具體表現則是“愛人”與“愛物”。即如孟子所指出的：“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孟子·盡心上》)“仁民”，就是將愛自己父母、兄弟、姐妹等親人的相親相愛之情推廣到人與人之間，并作為人與人之間關系的準則。“愛物”則是將這種仁愛之心推及到宇宙自然，使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相親相愛，渾然與物同體。

? 孟子認為，人的形體與無限的生存時空相比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只要人能讓自己“直養”、“配義與道”，以培養出“浩然之氣”，使人的精神意志達到“至大至剛”的境界，那么，就能使人超越形體與生存時空的有限，而與宇宙同呼吸。能達到這種人生理想境界的人，就是“圣人”，也就是“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云：“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得志與民由之”，也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而“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也就是達到“至大至剛”境界的具體表現。孟子認為要達到這種人生境界，就必須要“反身而誠”，恢復人先天的善端本性，摒棄各種物欲的誘惑，以形成充溢著剛性之“力”的“浩然之氣”，使人自身和貫注于宇宙間萬事萬物的浩然正氣相互融合，并熔鑄成一種真力彌漫、生機勃勃的內在精神，從而使人超越有限的時空的束縛，達到人生最高的理想境界。這就是《孟子·盡心上》所說的“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人要達到“與天地同流”，其關鍵就在于作為個體的人對作為整體的人的本質的體認。人的本質就是宇宙的本質。個體是小宇宙，天地則是大宇宙，因此，“萬物皆備于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孟子·盡心上》)。孟子這種對人生理想境界的揭示是有其當代意義的。它能增強我們對人生的熱愛，增強我們的社會責任感，并且通過內心體驗，認識自我，珍惜生命，熱愛生活，熱愛社會與自然，保持一種健康、樂觀的人生態度，追求并實現最高的人生理想。
所謂“反身而誠”，作為審美意蘊上的啟示，實際上就是一種心靈體驗方式和對人生本質的認識。中國傳統文化認為，作為人掌握世界的一種特殊方式，人生理想境界的建構活動實際上是人對自身本質特性的一種自證自悟，自我解脫，或謂自我觀照和自我體驗；是要恢復本心，以合天人，要“虛無恬淡，乃合天德”，以回歸自然，擁抱天地，融身大化。所謂“反復而誠，樂莫大焉”，這里的“誠”，就是指誠明本心；“反身而誠”，則是指人通過對道德意識的自我體認，以及對實踐經驗的內心體驗，以完成從心理學到哲學、美學境界的超越；體驗自我，發現本心并把握本心，來達到天人合一的極致人生理想境界，從而悟解宇宙萬物生命的奧秘。人們只要通過自我體認，“求仁”、“由己”以歸復“誠明”的本心——內在生命，那么就能夠讓內在生命之光照亮天地萬物，領悟到天地萬物生命的微旨妙諦。
從自然屬性來看，人與自然萬物的生命本體都是“氣”。“萬物之始，皆氣化”(《河南程氏遺書》卷五)；氣化之在人與在天，一也。天地萬物與人都是由元氣所演化與生成。“元氣化為萬物，萬物各受元氣而生，有美惡，有偏全，或人或物，或大或小，萬萬不齊”(王廷相：《雅述》)。由“氣化”說來看，人的意識的本性也來自自然，并且，中國傳統文化所推崇的個體修養活動的內心體驗，乃是“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萬物之所造”(《莊子·達生》)的全身心灌注于其中的感悟與穿透、超越活動，它傾注著人的生命，既是人的精神在總體上的圓滿具足的感發和興會，也是人的精神的自由和解放。它能使道德主體在一種生命的揮發中把握自己的本心，認識自我，并以此體驗到自然生命之道與宇宙精神，達到與宇宙自然相通相感，相參相配，領悟到“氣陶化而播流，物受氣而含生”(楊泉：《蠶賦》)的生命創造的樂境。
總之，以孔子為首的儒家哲人實際上給我們設計了很高的人生理想，它強調對內心仁德的自覺，肯定主體精神的偉大和崇高，要求人們為了實現自己的人生理想應終生不懈地努力，要以天下為己任，不怕任何挫折和磨難。孔子的弟子曾經說得好：“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遠乎?”(《論語·泰伯》)可以說，達到“仁”的理想境界，也就是“圣人”、“大丈夫”。他們愛仁以德，立人達人，忠孝信義，寬信敏慧，智勇剛樸，心胸坦蕩，有浩然之氣，對社會、人生都有強烈的責任感。對這種人生理想境界的追求中所表現出的奮斗精神與獻身態度，對于當今那些極端個人主義者，那種只講索取，不講奉獻的不良風氣，無疑是有其匡正作用的。
　　
[1]參見［德］雅斯貝爾斯：《蘇格拉底、佛陀、孔子、耶穌》，128~130頁，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1。
[2]轉引自韋政通：《中國的智慧》，5頁，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