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人類文明發展的客觀事實證明，任何重大的社會變革必定會引起人們思想的蛻變。為給西藏社會的進步提供新的精神動力，東噶?洛桑赤列自覺學習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思想，并以此理論對藏族傳統文化的繼承和弘揚、現代哲學與傳統意識之間的關系及相互適應、傳統的文化意識與具有時代意義的科技文化之間和諧發展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細致研究，相繼出版了多部對文化現代化、人的思維現代化等具有啟發性的論著。他開明的學術智慧，不僅給我們的學術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代表了一個時代的進取思想。

?? 東噶?洛桑赤列的每部著作都是他堅持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之觀點，實事求是、科學分析的真實寫照。因此，我們學習和弘揚他的學術思想并繼續分析他的研究成果，不是為了再次評估學術上智慧、現實中覺醒的這位學術宗師的學術成就，而是因為相信它將成為藏族文化全面發展的新動力。

二
? ? ? 一個社會擁有什么樣的制度，直接決定著這個社會的性質與發展道路。通過社會制度的建立，能夠了解構成其社會的基本要素——經濟、政治、文化三者之間的辯證關系。在西藏，自產生宗教與政治兼顧的社會制度到宗教觀全面統治整個社會領域已有近千年的歷史，這樣的社會現象在其他民族的文明發展進程中極為罕見。我們研究分析西藏歷史文獻的記載時發現，當西藏社會實施政教合一制度時，歷史的一個事實從未改變，那就是政治隸屬于宗教，成為維護教徒各種利益的工具。這也是宗教在最短的時間內在西藏社會的各領域得以盛興的緣由，同時又是導致政治的文化思維萎靡不振，生產力極度低下，整個社會缺乏活力、停滯不前的最終緣由。

認識、分析并總結那段政教合一制度束縛下的西藏社會的發展史，是面對現實社會、引領社會向前發展的有識之士們義不容辭的職責。作為一名經過兩種社會制度的文化人，東噶?洛桑赤列以客觀事實為出發點認真研究了西藏各個歷史發展時期的經濟制度、政治、宗教，并分析總結了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的產生和由來、發展過程，深入研究政教合一制度對西藏社會產生的束縛因素，揭示了藏傳佛教各教派之間所發生的激烈矛盾其實質是各教派自身利益驅使下的政權之爭等問題，為我們后來學術研究指明了一個新的方向，提供了一個新的思維方式。

在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思想的指導下，東噶?洛桑赤列對西藏政教合一制度和社會歷史事實的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如果他未曾學習偉大導師馬克思的學說理論，不把辯證唯物主義思想作為基礎和研究方法，那么永遠也無法認識政教合一制度的腐朽性，更不會認知政教合一制度對西藏社會發展帶來的阻礙作用。

在傳統文明和科技文化相結合發展的大時代里，隨著科學研究的不斷發展，政治、經濟、文化在全球范圍內發生了或正在發生著難以想象的變革，在未來社會里將會更加豐富和多元化。因此，我們探究政教合一制度的弊端，研究和認識東噶?洛桑赤列的學術思想，對現實社會的發展方面有著極其重要的指導意義。

東噶?洛桑赤列雖然皈依佛門，信奉格魯派，但是在探究事物之根本時，永遠不會被自己的宗教信仰所左右；相反地，他以史為鑒揭露了政教合一制度在西藏的長期統治，導致了社會機制腐朽不堪的真實面目。東噶?洛桑赤列對西藏政教合一制度弊端的精辟分析，體現出他對歷史事實的探究態度、對學說理論的真知灼見、對現實社會的求實務真精神。同時，也足以證明他是一位富有實事求是精神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和歷史唯物主義者，也代表著一位學術宗師對建設新西藏事業的真摯熱情和賦予的智慧貢獻。在高原性缺氧環境及藏傳佛教根深蒂固的雙重環境下，一般學者很難超越原有的意識形態和新型的文化思維，但東噶?洛桑赤列做到了。他超越了自我傳統意識的束縛，開啟了辯證唯物主義的思維大門，當屬西藏近代文化史上的一個里程碑。

三

二十世紀是以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相結合的方式朝前邁步和向前發展的一個歷史時期。由于兩種文化的正面碰撞，對于西藏社會的發展來說，本應該起到促使和變革的作用。但對于沉醉在幻想背后的西藏社會而言，任何新的思維起到的作用甚小。

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文化思維的認同方面有兩種趨向，傳統意識濃厚的很多學者極力反對一切新的文化思想、新的思維、新的意識、新的研究方法。更有甚者，強烈抵制現代科技文化知識，把它視為阻礙社會正統文明發展的罪魁禍首，批判和制止一切與科技相關的事物發生。

所以從文化碰撞的層面來講，在二十世紀上半葉西藏社會仍處于朦朧、愚昧、遠離科技、遠離生產力、遠離人類新文明的時期。出現這種大相徑庭的新舊文化極端，其根本原因在于缺乏了解兩種文化之間的辯證關系。沒有傳統文化就沒有現代文明的產生，沒有現代文明就無法推進現實社會的發展。如果我們不刻意去褒貶傳統與現代兩種文化的利弊，正確認識現實問題，并以現實的文化思維去處理的話，新舊文化的傳承者之間不會有太多的碰撞和誤區。
東噶?洛桑赤列在舊社會傳統文化的熏陶漸染中成長，西藏和平解放后開始接觸新文化。他在傳統文化的基礎上應用現代文化，探索出了一套傳統與現代相結合的思維模式，相繼出版了《詩學明鑒》、《西藏各教派斗爭史》、《西藏目錄學》及《論西藏教育學發展史》等許多論著。他堅信自己的判斷力，只有在現代文明的支撐下，以傳統文化為基礎，取長補短，從而探索出符合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文化研究方法，才是研究藏族文化，尤其是使西藏文化走向現代化、西藏社會走向科技道路、西藏人民走向富裕生活的唯一途徑。

四

作為一位客觀正直的史學研究者，東噶?洛桑赤列創造性地填補了藏族文化領域的諸多空白。他的成名論著《論西藏政教合一制度》，重點研究政教合一制度的弊端現象。這部專著通過歷史的辯證思維，把藏族歷史研究從傳統的年代排列，納入歷史哲學的范疇。《論西藏教育學發展史》一文填補了對研究西藏教育學方面的空白，該文對西藏本土教育學的產生及其發展歷程進行了深入細致探討，通過比較古今中外教育學理論，分析研究了西藏教育學的優缺點，并指明以古為今用、去粗取精、總結經驗等方法明確西藏教育的發展方向。在《西藏目錄學》一文中，他對目錄學的定義、功能、作用及應用等進行研究的同時，把目錄學視為一門獨立的學科，重點闡述重視和發展該學科的意義，最終把藏文古典文獻的傳統編目方式與現代目錄學相結合，開辟了藏文目錄學理論。《論西藏寺院經濟問題》一文中，他以極為開明又靈活的研究思維，首次對吐蕃贊普時期和西藏社會進入分裂割據時期以來的寺院經濟管理模式進行了比較研究，開創了研究西藏經濟與寺院經濟的先河。

總之，東噶?洛桑赤列是新舊兩種社會制度的見證者，是一位博古通今、人生坎坷而社會閱歷豐富的一代學術宗師。源自他智慧的每部著作，體現著作者博大精深的傳統文化基礎，洋溢著現代文明的新氣息，積累著與社會發展息息相關的研究成果，給現代青年學術研究者留下了一筆彌足珍貴的精神財富。對弘揚、發展民族優秀文化，推進中國藏學事業蓬勃發展，進一步把西藏社會推向現代化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文章來源：西藏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