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語是藏語康方言尼汝次方言，至今也是。經過學習，我還能兼聽衛藏和安多方言。藏語文是一種拼音文字，有人稱它為“寫在世界屋脊上的文字”。作為藏族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藏語文的使用和發展得到各方關注。
1985年作者在中甸縣第一中學春季運動會上參加5000米長跑賽，榮獲第一名成績
我記得6歲左右，我家鄰居尼瑪大叔買來了一臺背式紅旗牌半導體收音機，每天吃飯時都在播放各種節目，但當時我不會聽漢語，不知道在播放什么節目，只有播放西藏人民廣播電臺的藏語節目時聽懂了一些，感到很親切，于是就請尼瑪大叔播放，我們圍坐在四周聽。特別是播放到藏族音樂時跟著收音機學唱。記得有著名藏族歌唱家才旦卓瑪的《翻身農奴把歌唱》《唱支山歌給黨聽》《北京的金山上》等。由此，我父親要我學藏語文，但附近也沒有教藏語文的老師，有識藏語文的“倉巴”“靦翁” 和“昂吹” 等宗教職業者，也不在我們村附近。父親為了實現他的諾言，把他僅會的藏語30個字母傳授給我。按藏族傳統習慣，學藏文要拜師，先選個吉日，準備好茶、酒和哈達等，再到老師門下拜師，然后老師看你的資質悟性施教。我因為父親之前教過我,免了拜師這一關。
當時，家里沒有紙張和墨水，我父親按藏族的傳統方法給我做了一塊寫字板，藏語叫“喃邦”，其意為“黑板”。我父親先找來一塊木板再刨平，長60公分左右，寬15公分左右，然后用灶煙和豬油合成的黑油泥涂在木板上，再敷上灶灰，便成了寫字板。父親給我做了一支書寫藏文的竹筆，就開始教我寫藏文字母，寫完一遍，再敷上灶灰書寫，反復使用，既節約又實用。
我父親說，書寫藏文的筆大多數是用竹子做成的，大喇嘛、大富人、平民百姓都是用竹筆寫字，這是藏族人歷經上千年歷史傳下來的習慣。后來，我上大學學了藏語文。我的藏文書法老師講，藏族使用藏文有1300多年歷史，用硬筆書寫，筆大多數是用竹子做成的，也有用其他材質做的筆。竹筆分圓竹筆和三棱筆。圓竹筆用于書寫大字，而三棱筆則用于書寫小字。筆尖分左斜、右斜和平口3種。左斜筆尖用于書寫烏金體（楷書），右斜筆尖用于書寫烏緬體（行書），而平口筆尖則用于朱匝體（草書）。如今，藏文書法在我國書法藝術長廊里具有獨特的一脈，它承襲幾千年的文明，在雪域高原世代相傳，成為獨樹一幟的硬筆書法藝術。
9歲時，我到尼汝普拉小學讀書，學漢語文，老師用藏話上漢語文課。因為那時村里會講漢話的人屈指可數，老師對藏族學生上漢語文課特別難教，學生也很難學，難在過語言關上。記得，我上初中時也講不清楚漢話，經常被同學們取笑。
1987年7月，我從中甸一中高17班畢業，9月考入西南民族學院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文學系，攻讀藏語言文學專業，讀了5年后畢業回家鄉工作。讀大學期間，我記得第一年在預科部強化學習藏語文，班級名叫做藏文先修班。學的教材是由馬月華編寫、胡書津審定的《基礎藏文課本》（康方言）共4冊，這套教材是西南民族學院為了適應民族地區文化教育事業發展和不斷提高藏語文專業課的教學質量，通過多年來從事藏語文教學經驗總結、編寫的適用于藏語文專業本科一年級的《基礎藏語》課本。班主任周金菊老師說，這套教材適合于不會藏語的學生初學藏語使用，同時可供有藏語基礎的學生進一步提高語言運用能力使用，也可以作為函授和自學用書。
第1學年講授完成了。學校要求，學生要初步掌握康方言的語音、基本句型和常用詞匯，具備與藏族一般會話的能力，為進一步學習藏語文專業打下基礎。對我來說，通過1年的學習收獲很大，加上學習母語障礙很少，從小聽藏語說藏話，對我沒有太大困難。在1年時間里，我達到了學校規定的學習要求，得到了老師們好評。
1987年9月作者考入西南民族學院，在教學大樓前與云南同學合影留影
第2年開始學習大學課程，除了上漢語公共課外，重點上藏語言文學專業課。在4年里開設的課程主要有藏文文法、現代藏文文選、翻譯理論、翻譯理論與實踐、歷代藏文文選、藏族簡史、藏族文選名著選、薩迦格言、詩學與修辭、藏文歷史名著選、漢藏語言比較研究、藏文修辭學、藏學專題講座等。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家鄉尼汝是藏族文化比較厚重的地方，傳統的藏族情歌、鍋莊、諺語、故事、神話、傳說、吉祥祝詞等民間文學源遠流長，從小耳濡目染，潛移默化，影響至深。加上自己的天生愛好，對收集整理、挖掘研究藏族民間文學情有獨鐘。通過5年的藏語言文學專業學習，我畢業時可以用藏文寫文章，這樣就寫了題為《試論中甸情歌的表現形式》（藏文） 畢業論文，經過論文答辯通過，獲優秀論文榮譽。最后，我成了在全班32名學生中唯一用藏文寫論文的，這與從小受藏族文化的熏陶和后天在老師們的諄諄教誨下努力學習分不開。在論文答辯會上，我用藏語答辯，現任西南民族大學文獻研究中心，西南民族大學藏學學院因明邏輯學、藏族文獻學、藏語言文學專業碩士研究生導師奔嘉老師也是我的論文答辯老師。他說，用5年時間學藏文，用藏文寫出畢業論文可不簡單，所說的藏語，也是很地道的康方言。
畢業實習是大學課程里必不可缺少的一個內容。1992年4月至5月間，學校安排我們班到甘孜日報社實習40多天，在藏文編輯部里翻譯新聞稿件，第一次翻譯的是一篇新華社記者采寫的消息《南京市家政援助公司頻頻誕生》，稿件發表在《甘孜藏文報》上。這篇消息譯稿被我剪下來后，至今還存于我的《藻飾詞論》一書里。此次在甘孜日報社的實習，對我如今從事民族新聞工作啟發和幫助很大。
1992年7月我畢業時，全國上下正在開展第一輪新方志編修工作。但在迪慶方志界里，缺少懂藏文的修志人員，而且急需要用，翻譯藏文歷史資料，彌補資料的不足迫在眉睫。時任迪慶州志辦公室主任的劉群老師從迪慶州教育局查看了學藏語文專業的應屆畢業生檔案，最后他挑選了我到州志辦公室工作，7月15日到單位里報到上班。我在州志辦邊學修志，邊翻譯藏文檔案資料。當時，州志辦、州檔案局剛收集回來大量的藏文檔案資料，特別是藏傳佛教方面的藏文檔案資料，等待彌補《迪慶州宗教志》的資料不足，后來如愿以償。在州志辦期間，為了查找歷史資料，我們單位的全體同志走遍迪慶的山山水水，每一座寺院教堂，每一個檔案館，每一個鄉鎮，每當大家查找到資料時就像找到金子一樣歡歌笑語。最有意義的一次，1993年10月下旬至11月初，我們州志辦組織全體人員到德欽、維西、中甸三縣走了一圈，行程1000多公里，查閱檔案600多卷近千萬字，訪問近百人，收集10冊印刷稿和手稿，記錄資料約20萬字，共收集到200萬字的資料。我們回來后，時任州志辦副主任的楊正文老師寫了一篇題為《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小山——全州巡回收集資料札記》的文章，發表在《迪慶方志》（1993年第3期）上。他這樣寫我：“是個有使不完力氣的青年，凡臟、重活都是他的專利，因為有了他，查找到藏文資料時我們才戴上了望遠鏡、顯微鏡。”這是楊正文老師對我的肯定和鞭策。
作者出生的地方——滇川交界處的新沾河流域牧場
在迪慶州志辦的4年時間里，是我的人生歷程中收獲最大的4年。機緣很好，遇到了恩師陳紀、楊群、楊增適、楊正文、劉群以及其他同志，他們手把手教我成長，恩重如泰山。1996年7月，《迪慶州志》（初稿）成形，我調到迪慶州委統戰部工作。10年間，我面對15種統戰工作對象，做團結、聯合工作。更多的是面對民族、宗教、國外藏胞等統戰工作對象，用藏文和藏語的頻率更高，有時候是文字翻譯，有時候是語言翻譯，有時候是直接對話。
2008年10月，從迪慶州工商業聯合會副會長職務上調任迪慶日報社副總編輯，分管副刊、藏文報、辦公室、廣告等工作。《迪慶藏文報》的工作變成了我的重點工作。回想起來，藏文報與我十分有緣，1995年《迪慶藏文報》掛靠《迪慶日報》（漢文版） 試刊發行時，迪慶日報社藏文采編人員只有1人，是通過迪慶州藏學研究所等社會力量來辦藏文報，我也是其中參與者之一，每期都翻譯1至2篇，按期交到報社，有時候還采寫新聞稿件，積極性很高。
通過多年的爭取努力下，2009年6月3日，《迪慶藏文報》獲得國內統一刊號，于2011年1月1日起公開出版發行。從此，迪慶有了一份公開出版的藏文報，開創了迪慶歷史上民族文字出版物的新篇章。《迪慶藏文報》成為云南省藏區主流宣傳媒體之一，云南省唯一的藏文報。
作者的家鄉尼汝普拉村
2013年5月，迪慶建起了云南藏區首個藏文網，實現了藏文網、藏文數字報和藏文報采編平臺全媒體一體化，為海內外讀者網上瀏覽色彩斑斕的香格里拉提供了一個嶄新平臺。2015年6月15日，在實現藏文報與藏文網優化聯合傳播的基礎上，又開通了《迪慶藏語傳媒》微信公眾平臺，緊接著11月26日開通了《迪慶藏文手機報》，均為云南省唯一的藏文微信平臺和藏文手機報，也是云南省首個開通的少數民族語言文字微信平臺和手機報，從此，迪慶日報社擁有了報紙、網站、微信、手機報等4個藏文傳媒平臺，不斷向傳統媒體與新興媒體深度融合發展方向邁進，既是新時代發展的要求，也是新時代弘揚和發展民族文化需要。
媒體融合發展，前方沒有終點。２０１７年6月18日，又開通了手機客戶端香格里拉APP藏語平臺，一路走來，不斷擴大媒體的傳播力和影響力。
作者在迪慶州志辦公室工作期間，與州志辦的領導和老師們一起陪同云南省志辦的領導和老師在香格里拉虎跳峽田野調查
不管是藏文報的發展，還是藏文網、藏語微信公眾平臺、藏文手機報、香格里拉APP藏語平臺的建設，我既是藏文媒體發展歷程的見證者，又是直接參與者和實踐者之一。一路艱辛，一路創新，一路喜悅，一路收獲，從藏文傳統媒體到新型媒體，從單一藏文傳統媒體到多種藏文新型媒體，將來的藏語媒體深度融合發展之路還很遠。我們的腳步不會因一點收獲而停止，我們的創新發展項目永遠在路上，我們的文化傳播責任也永遠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