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陳慶英，著名藏學家，系中國藏學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 原籍廣東省臺山縣，1941年生于四川。20世紀60年代畢業于青海民族學院物理系，80年代畢業于中央民族學院古藏文專業，師從王堯先生與東嘎·洛桑赤列等。曾任青海省社會科學院藏學研究所研究員、所長；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歷史宗教研究所所長篤。 曾在哈佛大學燕京學社訪學一年。陳先生在藏文經典漢譯、藏傳佛教史、藏漢蒙滿關系史等領域進行了開創性工作。
圖為《番漢合時掌中珠》影印局部?
西夏（1038-1227）是以黨項羌為主體在我國西北建立的封建地方王朝，在其立國近200年間，與宋遼、宋金鼎立，對全國的政治、經濟曾產生過重要影響，西夏史是中華民族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極盛時，占有今寧夏全部、甘肅大部、陜西北部以及內蒙古，青海的部分地區，在西北民族關系史和地方史上，占有相當的地位。
從研究青海地方民族史來說，應該特別重視西夏學的研究。因為西夏的前身黨項羌是古代長期活動在青海、甘肅、川西北的西羌部落中興起較晚的一支，西夏的社會、經濟、文化、習俗乃至語言都和西羌一脈相承，而西夏創造有自己的文字，有大量的文物遺存，漢籍中對西夏也有大量記載，因此研究西夏對于我們解開西羌文化研究中的許多難解之謎會有重要幫助。
《舊唐書黨項傳》說：“黨項羌，在古析支之地，漢西羌之別種也。魏、晉之后，西羌微弱，或臣中國，或竄山野。自周氏滅宕昌、鄧至之后，黨項始強。其界東至松州，西接葉護，南雜春桑、迷桑等羌，北連吐谷渾，處山谷間，亙三千里。”可見黨項本是西羌中的一個小部落。到南北朝時才發展起來，內部有細封氏、費聽氏、往利氏、頗超氏、野利氏、房當氏、米擒氏和拓跋氏等氏族部落，以拓跋氏最強，當是一個較大的西羌部落的聯盟。有的學者認為拓跋氏是鮮卑系統之姓，故爾黨項是鮮卑與西羌結合的部落。拓跋氏可能是來源于該氏族并與吐谷渾王室通婚而得到的“賜姓”，這可以從李元昊建國稱帝后棄用“李趙賜姓”自稱嵬名氏而不稱拓跋氏得到證明。“嵬名”者據李范文先生考登，即是《元史》中的“於彌”、“烏密”（1），而“彌”又是許多西羌部落的自稱，足見嵬名系羌姓而非鮮卑姓。隋唐時，黨項最初依附吐谷渾，后又歸附唐朝。吐蕃勢力進入青海后，黨項處在唐蕃雙方長期爭奪之中，開元年間，黨項請求內徙，唐朝將他們安置在慶州（今甘肅慶陽），黨項在青海的故地遂為吐蕃所占，留下的黨項人被稱為“弭藥”（?????）。安史之亂后，吐蕃據隴右、河西，慶州的黨項又處于唐蕃之間，有時助唐抗擊吐蕃，有時依附吐蕃攻擊唐朝，所以《新唐書黨項傳》說：“慶州有破丑氏族三、野利氏族五、把利氏族一，與吐蕃姻援，贊普悉王之，因是擾邊凡十年。”唐朝采用郭子儀的建議，將慶州之黨項部落的一部分又遷移到銀州（今陜西米脂縣西北）以北、夏州（今陜西橫山縣西）以東居住。從此，黨項即在隴東、陜北、河套一帶繁衍發展，歷經唐末、五代，至北宋初建立西夏，所以我們說黨項是未被吐蕃統一的西羌部落中獨自發展的最主要的一支。
【注釋】
（1）李范文《試論西夏黨項族的來源與變遷》，見他的《西夏研究論集》，寧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9頁。
西夏語來源于黨項羌的語言，因之應屬于西羌語言，一些語言學者經過研究，初步認為黨項羌語應屬于漢藏語系的藏緬語族，它與今四川羌語和木雅語很類似，也和彝語、納西語兩種語言有著比較親近的關系（2）。但是，由于西夏文在創制時仿照了漢文的構字法，將漢文的一些偏旁的形狀加以改變，主要利用這些偏旁在一個方塊字中的位置及不同的組合方式來表達不同的意思，文字和讀音并不是緊密相關的，因而不能稱為拼音文字。又由于西夏王朝滅亡后西夏人被分散到全國各地，西夏語早已消失，其文字成為無人能讀的死文字，所以由西夏文書來研究黨項羌的語言，至今還存在許多難以定奪的問題。
【注釋】
（2）吳天墀《西夏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版第264-265頁。
早就有學者指出，西羌的語言應當與藏語有密切的關系。青海民族學院李文實教授等提出：可以用藏語來解釋漢文古籍中關于西羌的一些地名和人名的意義。但是由于缺乏西羌語言的系統資料，這方面的探討還未能深入進行。1908-1909年間，俄國軍官柯茲洛夫在我國內蒙古西部額濟納旗境內的黑水古城遺址掘出大量西夏文物，劫往俄國。這些文物中包括《文海》、《文海雜類》、《音同》、《五聲切韻》，《雜字》等語文字書和西夏文佛經等，其中對了解西夏語讀音最為重要的是一部由西夏人骨勒茂才編纂、刊刻于1190年的《番漢合時掌中珠》，它是迄今所發現的唯一有漢字標音釋義的西夏文辭書。1922年，我國學者羅振玉從彼得堡大學教授伊風閣處借得該書照片，命其子羅福成校理抄寫，及1924年由貽安堂經籍輔作為《絕域方言集》第一種刊行。70年代末，美國學者陸寬田在列寧格勒東方學研究所拍攝全書，返美后進行整理研究，1982年以《合時掌中珠》為書名由美國印第安納大學刊布，書后并附有原件全部照片。1989年12月，寧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國西夏學學者黃振華、聶鴻音、史金波等三位先生整理的《番漢合時掌中珠》，該書每條詞語都由豎寫四行組成，右起第二行為西夏文，第三行為與之同義的漢文，第一行的漢文為第二行的西夏文的注音，第四行西夏文為第三行的漢文的注音，可供懂西夏文的人學漢字時了解漢字的字義和讀音，也可供懂漢文的人學習西夏文時了解西夏字的字義和讀音（3）。該書按天、地、人分為三部，天部又分為天形上、天相中、天變下；地部又分地形上、地相中，地用下；人部又分人形上、人相中、人事下，共九類。由于通過該書可以知曉西夏語單詞的意思和讀音，就為將西夏語與其它語言進行對比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同時也為了解藏語和西羌語在詞匯方面的異同開辟了一條途徑。
【注釋】
（3）黃振華、聶鴻音、史金波整理《番漢合時掌中珠》，寧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前言。
筆者本非從事語言研究的，但在近些年研究甘青藏族部落的起源問題時，多次碰到藏族先民與西羌部落的關系問題，所以對西羌語與藏語的關系亦頗留意。1991年在北京的一次交談中，承蒙中央民族學院歷史系陳燮章先生指點，始注意到《掌中珠》一書，又蒙祝啟源同志惠贈一冊，陳玉芳同志惠贈《西夏研究論集》，得以窺見一些西夏語同藏語詞匯比較方面已取得的進展。經過幾個月的閱讀和思考，筆者認為這方面還需要做許多工作，很有必要引起我省藏語文研究者注意這一領域，故將自己的一些初步認識提出來，供有關同志參考。
中外學者首先注意到的西夏文讀音的一個特點是鼻輔音韻尾的脫落問題，1930年王靜如在《再論西夏語音及國名》一文中提出西夏語可能沒有鼻韻尾，與彝語、納西語沒有鼻韻尾相同，并以此解釋《掌中珠》漢字對音中的“陰陽對轉”，伯希和建議用鼻化元音來解釋這一現象。王堯的《西夏黑水橋碑考補》、李范文的《關于西夏語鼻韻尾問題》，依據西夏語的藏文音譯特點，也認為西夏語鼻韻尾脫落是普遍現象。而黃振華則堅持認為西夏語有鼻韻尾存在，并主張建立普通元音、鼻化元音和鼻韻尾三類韻母的對立。聶鴻音同樣認為西夏語漢語對音中的“陰陽對轉”，只能表明失落鼻韻尾的是宋代漢語西北方言，而不是西夏語（4）。這一問題反映在西夏語同藏語詞匯的對比中，就是提醒我們注意藏語中的后加字?和?在西夏語記音中有可能脫落，如藏語的???（木）在西夏語記音中可能變為??（《掌中珠》確實記音為“西”），不論這是來源于西夏語還是宋代漢語西北方言的鼻韻尾脫落，它都是我們應當注意的一個規律。此外，在比較中還應注意藏語本身所具有的古今用詞不同、同義詞（如敬語形式與普通形式）在方言中用語相異以及前加字、上加字、下加字、后加字是否發音和讀音變化等問題；同時還要注意《掌中珠》所采用的一個漢字對應西夏語一個音所帶來的記音限制，西夏語大量使用漢語借詞而帶來的語音變化，等等。在尚未弄清這些因素對西夏語的漢字注音產生影響的規律之前，對西夏語同藏語詞匯的比較中所做的許多解釋就只能是嘗試性的，完全有可能出現許多不可避免的錯誤。不過，筆者認為，為了搞清西夏語詞匯與藏語詞匯的關系，做一些嘗試或出現某些錯誤，也不足為怪。
【注釋】
（4）黃振華、聶鴻音、史金波整理《番漢合時掌中珠》，寧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前言。
李范文先生在《西夏研究論集》中所收入的《試論嘉戎語與道孚語的關系——兼論西夏語與道孚語、嘉戎語、藏語的關系》一文中，首次利用《掌中珠》的漢字注音將西夏語與藏語進行了比較全面的詞匯比較，其方法是從《掌中珠》里選取100個詞，將西夏語的漢字注音與藏語（拉薩方言、康方言、安多方言）、嘉戎語、道孚語同義詞的讀音做比較，其結果是：西夏語與藏語同源的詞有25個、占25%，西夏語與嘉戎語同源的詞有28個、占28%，西夏語與道孚語同源的詞有52個、占52%，并由此得出結論說：“根據我們的調查與文獻記載，我們認為嘉戎語不是藏語，道孚語不是嘉戎語，也不是藏語。西夏語雖與道孚、嘉戎語有密切關系，但是道孚語和嘉戎語也不是西夏語。”關于嘉戎語、道孚語是不是藏語的方言，還牽涉到其它許多方面的問題，筆者不準備在這里進行討論。但是對于藏語與西夏語的詞匯比較，我們覺得有必要對李先生的文章（以下簡稱李文）做一些補充。
李先生文中認為西夏語與藏語同源的詞有：
漢文-西夏語漢文注音-藏文
木-西-???
豹-移則-????
狗-屈-???
我-俺-?
身-六（讀“陸”音）-???
手-臘巴-????
骨-冷-???
鼻-你-??
爸爸-芭不-???
媽媽-阿媽-???
姐姐-阿拶-????
親戚-你啰-???????（應是???????）
背心-萼領-????????（汗衫之意）
木匠-西吃-???????（應是???????）
節-則-????
瘡-娘（應是麻）-??
聽-寧-??
沒-沒-???
二-能-????
三-桑-????
五-魚骨-??
六-抽-????
九-格-???
千-都-????
萬-克-???
除此之外，我們認為該文所選的一百個詞中，還有以下的一些詞在西夏語和藏語中是同源的，為排印方便，以下先寫出漢文意思，緊接的（???? ）內為西夏語的漢文注音，后面再說明理由。
1，日（能）。李文中用藏文“?????”對比，認為不同源。但“?????”僅是用在表示日期、日數、一個月中日子順序時的“日”，在藏文中表示“日”的對應詞還有“????”（太陽、日），“???”（一日、一天），而“??”、“???”的讀音與“能”的讀音（ni）相同，因此是同源的。
2，月（勒，《掌中珠》又常注音為“力”）。乍看起來此詞藏語和西夏語讀音差別較大，藏語稱月為“????”，讀作“達哇”，在安多方言中也讀為“雜哇”。在古藏語中“??”可能是讀為“?”、“?”兩個音節，這從嘉戎方言讀為ts?la、道孚方言讀為sl?，獨龍語讀為tw-la可以看出。看來是在雙音節“??”向單音節“??”轉變中藏語將“?”和“?”合讀為“達”或“雜”，而西夏語則重讀后一音節成為“勒”，因此它們仍應為同源詞。
3、今天（丕能、得能）。如上所述，“能”為藏語“???”的讀音，故“丕能”，“得能”應是藏語“??????”的讀音，現代藏語中的“???????”（今天）的讀音也與“得能”相近。
4，明天（那啰）。李文以藏語的“??????”（明天）比較，認為不同源。但在安多方言中明天也稱為“?????”，考慮到“???”這一音節的鼻韻尾“??”脫落，故此詞應讀為“???”，與“那啰”的讀音相符。黨項羌本是安多地區的游牧部落，其詞語中有安多方言詞匯，應在情理之中。
5、雨（尼足）。此處的“尼足”當是拼讀，讀作tshi，相當于藏文的“??”。在古藏語中“?”和“?”兩字可以互換，西夏語中將“?”讀作“?”，例如《掌中珠》里“大”的注音為“裁”，即是將“??”讀為“??”。內以“尼足”當是藏文的“??”——“??”，而“????”在藏語中正是雨水之意。
6，風（勒）。此詞與藏語“?????”（風）的安多方言的讀音相符。
7，山（宜則）“宜則”當是藏文“??????”（山峰）的對音，并非僅對一個“??”字。
8，火（沒）。藏文“火”為“??”。
9，花（嚩）。嚩的讀音為p'o，近似于“缽”，藏文“花”為“??????”，“嚩”當是記“???”的音，可能是漢文注音時受漢義一字對記一音的限制，只記了“??????”的第二個音節“???”。
10，麥（癩）。李文以藏文“???”（小麥）對比，認為不同源。實際上此西夏語的“癩”當是來源于藏語的“??”（青稞），可能是西夏語以“??”指整個的麥類作物。任乃強先生認為麥類作物最早是在青藏高原育成的，后來傳入中原，漢文麥字從“來”部，“來”即是羌語稱麥類為“??”的譯音（5），西夏語稱“麥”為“癩”，可以作為此說的一個例證。
【注釋】
（5）任乃強《羌族源流探索》，重慶出版社1984年版第27-30頁。
11，馬（領）。西夏語稱馬為“領”，當來源于藏語的“????????”（良馬、駿馬）一詞，而且漢文注音只記了第二音節“???”。將馬稱為“????????”或“?????”，在《格薩爾王傳》的唱詞中多次見到。《掌中珠》里“馬”的漢文注音有幾處又寫作“啰”，亦是來源于藏語的“??”（馬），將“?”和“?”分讀，“?”的讀音記為“啰”，例如梵語詞“???????”在古漢語中即譯為“羅睺羅”。
12，牛（悟）。藏文“?”為黃牛的總稱，“????”為牛牘。
13，山羊（啰賊）。“ 啰”當來源于藏文的“?”（山羊），而“賊”，當來源于藏文的“????”，本指山羊和牛的粗硬的毛，“??????”在藏語中專指山羊毛，在西夏語中“ ??????”可能兼指山羊和山羊毛。
14，兔（勒訛）。藏文為“??????”或“??????”。
15、頭（吳）。李文以藏文“???”（頭）對比，認為不同源。但藏語中“???”、“???”都是“頭”的意思，現代藏語中“???”多用于敬語，“???”是普通用語，這兩個詞可以互換，如“????????”（領導）可以說成“????????”，而且是更尊敬的說法。“???”作為“頭”之義，在敦煌藏文文書和吐蕃碑刻中多次出現，所以西夏語稱頭為“吳”與藏語稱頭為“???”是相同的。“???”從“頭”的意義引伸，又有崇高、頂上、中心、中央的意思，如吐蕃四如中的“伍如”“??????”即吐蕃首邑拉薩所在的中心如，“??????”為帝王崇奉的喇嘛、上師，“???????”（翁則）為藏傳佛教寺院中的引經師等，李元昊稱帝時定西夏皇姓為“嵬名”，“嵬”讀音為“烏”，即應是藏文“???”的對音。
16，喉（光寧（合））。李文以藏文“???????”（喉）對比，認為不同源。此西夏語的“光寧”，當是藏語“???????”（頸喉）的對音，“?????”的古詞為“??????”，今安多方言仍讀此音。“???”受后一音節“????”的影響，讀若“光” 。
I7、腳（刻）。李文以“?????”（足）對比，認為不同源。“????”在現代藏語中讀若“崗”，但在西夏語中由于鼻音韻尾“?”脫落，或者“??”的元音成為鼻化元音，所以讀音與“刻”相近，所以西夏語和藏語的這個詞仍是同源的。
18，舌（辣（合））。李文以藏文“???”（舌）對比，認為不同源。但藏語表示“舌”還有一個詞“????”為古詞，《藏漢大辭典》把“????”解釋為“???”的敬語形式，看來“????”在西夏語的讀音中出現下加字“?”弱化或脫落現象，因此讀作“???”，正與漢文注音辣（合）相符。按安多方言的讀音，后加字“?”讀“合”或“嘿”音。《掌中珠》的寫法是在辣字的下面加一個小的“合”字，表示“合”是輔音音綴。
19，人（尼卒）。李文以藏文“??”（人）對比，認為不同源。但藏文“??”的古詞為“????”，讀音為ni，與“尼”相同，現代藏語中拉薩語讀“??”（mi），但安多方言仍普遍讀作“???”（ni）。西夏語的漢文注音“尼卒”并非將兩字拼讀，而是兩個音節，“尼卒”應是藏語“??????”的讀音，意為人、人類，如“???????????????”是指藏語先民的四大姓氏，此詞有時又合寫為“?????”的形式，有的外國學者解釋為矮人部落，并不確切。馬長壽先生說川西北羌族自稱為“羋”，“綿”、或“瑪”，是“人”、“民”之義，與藏族自稱為“???”不同，故吐蕃非羌（6）。但是從西夏語看，古羌語的“人”應當是“???”（尼）而不是“羋”或“綿”、“瑪”，此羌族之自稱“羋”、“綿”、“瑪"應是其先民部落的名號或姓氏。
【注釋】
（6）馬長壽《氐與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頁。
20、血（斜）。此處李文所定的漢文注音有誤，《掌中珠》是在“肉血”兩字之旁注以“直斜”兩個音，李文即以為“肉”的漢文注音為“直”、“血”的注音為“斜”。實際上，漢義和注音的順序相反，注音的順序為“血肉”，即“血”的注音為“直”，當來源于藏語的“???”（血），“肉”的漢文注音為“斜”，“斜”的現代讀音為xie，但古音讀為xia，顯然與藏文“?”（肉）的讀音相同。因此血，肉兩個詞西夏語和藏語都是相同的。
21、鼻（你）。此詞與藏語的“??”（鼻）音近。
22，耳（尼六）。李文以藏語“??????”（耳朵）對比，認為不同源。但藏語中表示“耳”還有另一個詞“??”，安多方言中常用“????”、“?????”表示耳朵，如“?????????????”意為聽不進去，西夏語的漢文注音“尼六”當是來源于藏語的“?????”。
23，紐子（折則）。李文以藏語“?????”（紐扣）對比，認為不同源。但“?????”為藏語中的蒙古語借詞，時代較晚，并且主要在拉薩方言中通用。藏語此詞應是“???????”，西夏語的漢文注音“折則”當是兩字相拼，以記“????”的音。
24，舅舅（乙波）。李文以藏語“?????”（舅父）進行對比，認為不同源。但舅父在藏族先民部落和黨項羌部落中都是一個十分重要的詞。在吐蕃的職官中，“???????”表示外戚和大臣，唐蕃通婚后，吐蕃稱唐為舅，因而吐蕃貴族官員的名字前方要加上“???”（唐人音譯為“尚”。）西夏王朝與吐蕃相同，也十分重視外戚舅氏，外戚野利氏、沒藏氏、梁氏、任氏都先后控制過朝政，杖臣梁乙埋的名字乙埋當來源于“乙波”（舅氏）。因此，如果西夏語與藏語有親緣關系，在這個詞匯上應該是同源的。我們可以從安多方言的讀音來證明這一點。“?????”在衛藏方言和藏文書面語中讀作“尚波”或“象波”，安多方言讀作“央波”，口語中稱舅父為“阿央”，即將“???”（shang）讀作“???”（yang），西夏語中鼻音韻尾脫落，故讀作yi（乙）。
不過從安多方言中沒有鼻音韻尾脫落的情形看，也可能正如聶鴻音先生所說，此處的漢文注音把“央”記為“乙”，是由于宋代漢語西北方言中鼻韻尾失落而引起的。有的學者認為西夏語的鼻韻尾脫落表明西夏語與彝語、納西語關系更密切，但是從詞匯對比看，西夏語與藏語的關系更為密切。例如舅父一詞在納西語中讀作?gv或?v，與西夏語不同源。
尚可舉出很多實例，因篇幅關系，從略。
依據上面的分析，在李文所選的100個對比詞匯中，能夠指出西夏語與藏語同源的詞達到60多個，占60%以上，即使這里面有若干不完全準確或錯誤之處，也可以認為同源詞在50%以上，再考慮到所選的這100個西夏語詞匯中有的明顯是漢語借詞，那么這個比例還要更高一些。
此外，我們還應看到這種選出若干個單詞來進行比較的方法，由于選詞的角度不同得到的結果必然會有相當大的偶然性。因此，我們擬在下面從《掌中珠-人相中》選擇有關專門匯集人體器官名稱的詞來進行比較，以明究竟：
詞義-西夏語的漢文注音-藏文
頭-吳-???
目-每-???
（頭）頂-周-????
腦-郍-?????
“腦”的漢文注音被寫作“郍”。查，《辭海》、《龍龕手鏡》等中未見到此字，。疑“郍”即“冉阝”字之異寫，“冉阝”字用“那”字，讀音為na，藏語“???”的讀音為klad（la），西夏語和藏語的這個詞是相同的。
鼻-你-??
舌-辣（合）-????
齒-垂-????
牙-個-??
“牙齒”在藏語中有“??”和“????”兩個詞，一般認為“????”指大牙，“??”指門牙，《藏漢大辭典》解釋“????”為“??”的敬語形式。此處“????”與“垂”讀音相近，“??”和“個”的聲母差異較大，可能是用的諧音字，也可能此處西夏語用的是“????????”（白牙）一詞，以“個”對音“???”。
口-烈-??
藏語中通常表示“口”的詞是“?”，“??”是“?”的敬語形式，西夏語的“烈”當來源于藏語的“??”。
唇-沒-???、????
咽喉-光寧-????????
面額-你辣- ????
此處的西夏語“你辣”可能是漢語借詞，猶如今青海漢語方言中稱面孔、臉面為“臉勞”。
耳竅（耳殼）-（泥六）（尼長）-???????
耳塞-泥六（百）-???????
“耳塞”的意義不明，疑是耳垢、耳屎之義，與藏語此詞???????的讀音正好相近。
頭發-吳麻-???????
此詞西夏語的前一個字“吳”是源于藏語的“???”，音義相符，“麻”與“???”差別較大，可能是借用漢語的“發”字。這樣，西夏語稱頭發為“吳麻”，可能就是一個半藏半漢的組合詞。
眉毛-墨麻-??????
眼眶-昧夸-?????、??????
肩-翰-?????
背-萼-????
脊背-勿移-?????
腋-說-???
肋-那-??????
西夏語稱“肋”為“那”，可能是漢語借詞。
心-寧-????
命-割-????
肺-羅-???
膽-吃-???????
腎-勿郎-?????
脾-不-????
“不”字與丕字通，可讀為pi，西夏語稱脾為“不”，當是漢語借詞。
肝-息-??????
西夏語稱肝為“息”，當源于藏語????，西夏語讀音中鼻韻尾?脫落，讀為???，故注音為“息”。
腹-訛-???? （安多方言讀????）
肚-味-??????
肚臍-訛丁?????
腰-尼周-?????? ??????
膝-宜會- ??????
股-味-???
腿-恧-??????
“恧”字《龍龕手鏡》注為女六反，《辭海》注音為nv，當是用來注“??”的音。
（鼻）涕-那-??????????????
在以上關于人體器官的詞中，可以認為與藏語同源的詞有頭、目、頭頂、腦、鼻、舌、齒、唇、咽喉、耳殼、耳塞、眉毛、腋、心、命、肺、膽、肝、腹、肚、臍、膝、腿、腳脛、手、骨、關節，肉、血、筋、髓、鼻涕，氣，脈，身體、病、惡瘡等等，占了一大半。其余的，除了幾個明顯的漢語借詞外，是否與藏語同源，尚存疑問。更為重要的是象眉毛、肚臍、耳垢、鼻涕這樣的細小部位和瑣細的名詞，西夏語都與藏語相同。再考慮到《掌中珠》編成時（1190年）黨項羌已北遷400多年，并一直受到漢文化和漢語的強烈影響，能在其詞匯中仍然保持如此多的藏語成份，這就不能不促使我們考慮黨項羌的語言與藏語的關系不只是一般的“有親緣關系”、“頗為相近”的問題，而可能在其北遷以前，其語言本身就是藏語的一種方言，而且這種方言與現在藏語中的安多方言最為接近。從語言上看，黎宗華先生提出的西夏人（黨項羌）本身是羌族先民的一個分支的觀點是有事實依據的。
不僅在實物名詞上西夏語的詞匯與藏語有很多相同，就是在抽象事物的詞匯方面，漢文史籍所記載的意思明確、有西夏語讀音的詞中，也有些與藏語完全符合。例如《宋史-夏國傳下》記載，西夏“得漢人勇者為前軍，號“撞令郎”，若脆怯無他技者，遷河外耕作，或以守肅州。”這里的“撞令郎”是個西夏語詞，意為前軍，其實這是一個藏、漢語結合的詞，“撞令”應讀作“童令”，為藏語“????????”的音譯，“????????”意為“先鋒、先行者、軍隊的前鋒”，至今藏語中仍在使用，與“前軍”的意思完全符合。“郎”為漢語，意為“兒男”。又如西夏文字的創制者，按《宋史夏國傳上》說，是野利仁榮，而沈括《夢溪筆談》卷二五說是遇乞，或作約噶，吳天墀先生《西夏史稿》則認為這里的“乞”當是仡的異寫，讀作ge（7）。實際上“遇仡”、“約噶”都是藏文的“?????”的譯音，“?????”即是文字、文章、書信之意。《掌中珠》的“冬習文業”中的“文”字的漢文注音寫作“夷隔”，也即是藏語的“?????”。再如《宋史-宋琪傳》說：“靈武路自通遠軍入青岡峽五百里，皆蕃部熟戶，向來使人，商旅經由，并在部族安泊，所求賂遺無幾，謂之“打當”，亦如漢界遞旅之家宿食之直也。”這里的“打當”，如用藏語來解釋，即是“????????”，“???”為坐墊，鋪位，西夏語鼻韻尾?弱化或失落（也可能是譯記的漢人不記此鼻韻尾），故讀作“打”，“?????”意為酬值、代價，則“?????????”可說是住宿之費用，與漢文所記的意思相同。如果從藏語與西夏語的緊密關系出發，探討西夏的職官、制度等用語，可能會使這方面的研究深入一步。
本文在寫作過程中曾得到我所達哇洛智同志的幫助，謹在此致謝。
【注釋】
（7）吳天墀《西夏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65頁。